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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仕煜，红军游击队队员，牺牲时18岁；
江爱芝，女，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看护二班班长，牺牲时22岁；
陈修神，红九军二十七师政委，牺牲时28岁；
张泽艳，红四军三十团政委，牺牲时21岁；
唐文全，红九十三师二七四团排长，牺牲时18岁；
……
走进位于四川省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登上长长的石阶，在一座纪念碑的两侧，游客们能看到一块块墓碑。简短的碑文记录着烈士生平最基本的信息——姓名、性别、籍贯、出生年月、部队番号、牺牲年月等。
红军战士牺牲时的年龄令许多到此瞻仰的人唏嘘不已。很多战士牺牲时只有十八九岁。一些师级、团级将领，在20多岁就倒在了战场上。
更令人震撼的是，更多长眠在此的红军烈士没有留下包括姓名在内的任何信息。他们的墓碑上，只有一颗鲜红的五角星。
王坪村曾是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驻地。在巩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大大小小的战斗中，大量红军伤病员在这里接受救治，很多战士牺牲于此。1934年7月，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为褒扬革命烈士，在安葬着7823名红军烈士的王坪墓区修建了墓碑。
在川陕苏区的核心区通江等地，还散布着更多的烈士墓。2012年前后，有关部门对通江红军烈士墓进行了普查和统计，并于2012年2月对分散在50处的11428座红军烈士墓实行迁葬集中保护。17225名红军烈士遗骸被全部安葬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整个陵园安葬的烈士达到25048名。这里因此成为全国规模最大、也是最早建成的红军烈士陵园。
1932年年底，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地区，在通江建立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至1935年年初，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坚持战斗两年零4个月，建成了全国第二大苏区，壮大了红军力量。
1933年2月，蒋介石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6万军队向刚刚诞生的川陕苏区发动“三路围攻”。1933年10月，蒋介石又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纠集20多万兵力对川陕苏区开展“六路围攻”，试图在“3个月内全部肃清苏区共军”。
为了抵御进攻，红四方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后方的红军高级医院——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医疗条件极其简陋。因为药品紧缺，医院就用土办法代替。比如，将鸦片烟提炼出吗啡当做镇痛药，绷带和纱布采用白布夹药棉花，没有白布就用火纸代替。
红四方面军除了在战场缴获部分药品、器械外，就地取材，采取自采、自种、自制、购买等措施，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械匮乏的困难。大巴山区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挽救了很多红军将士的生命。
先后任红四方面军团长、师长的秦基伟曾回忆说，自己在医院里住了八九个星期，中间得了伤寒病，头发全掉光了，靠吃中草药，每天早、中、晚各一次，后来伤寒治好了，头发长起来了，伤口也慢慢愈合了。
1934年，川陕一带痢疾曾蔓延两个月之久。“总医院住院病人多达2200人，其余各县区医院每家普遍也在500名病人左右……因痢疾而死亡的，以日计的最高纪录达170余人，在各医院服务的近200名医师也因染上痢疾，死亡超过三分之一。”
有记录的红军烈士档案证明，牺牲者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红军队伍中，无论是普通战士还是高级将领，年轻人是大多数。20多岁当师长甚至算不上新鲜事。
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教授陈廷湘说，当时的中国，“革命大浪惊天动地，革命呼声响彻云霄，革命成了时代的最强音”，通过革命创建一个平等富强、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国家成为那一代青年人的崇高理想。参加红军，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广大青年的选择，也是他们十分向往的革命道路。
红四方面军是红军长征的三大主力之一。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从川陕苏区开始长征，3月发动嘉陵江战役，消灭敌军1万多人，突破敌封锁，在战略上配合了中央红军在川黔滇的作战，并顺利到达川西地区，部队达8万多人。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过夹金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达10多万人，“军威大振”。
在陈廷湘的眼里，红四方面军“是红军的一支劲旅”。他说，如无红四方面军在此存在，中央红军的困难会更大，“红四方面军作为红军三大主力的贡献是巨大的，其历史地位也不言而喻”。
80多年过去了，人们没有忘记这些无名烈士。今年9月，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抵达这里的时候，看到有年轻的游客专程驱车来到这个远离通江县城40多公里的小山村，瞻仰烈士。
“有一种想跪下的冲动。”一位游客参观后说。
先辈的力量延续至今。在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四川游客王旭在留言簿上写下这样一段话：“看过纪念馆之后才知道他们（指红军——记者注）生活的艰苦，儿童、妇女们都去参战。我们现在生活得真是太优越了，简直无法直视先辈们、革命烈士们经受的苦难……虽说以后不能保证一定为国作多大贡献，但一定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为国家尽自己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