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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周炳亮在村里参加过的人数最多却最安静的白事酒席。原定的7桌硬是被村民挤出了满满10桌。
村里的白事讲求喜办，越热闹越好，可这天的“白酒”，大家安静地坐着，端出的第一道菜叫“全家福”，无人动筷。20多道菜摆满一桌，周炳亮怎么都咽不下去。
所有人都是冲着“耀仔”来的。9月15日，时任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卓洋乡庄里村党支部书记的周炳耀，在抗击台风“莫兰蒂”中，为避免村民房屋被淹，清理涵洞淤塞物时不幸落水牺牲，年仅45岁。
得知“耀仔被水冲走了”的消息，数十名散布在海南、浙江、河南等地打工的同乡赶回来送他最后一程。有的村民连行李都没带，直接钻进最早一班回乡的火车。有的村民“破天荒”地打了100多元钱的出租车赶回家。
从9月14日20时到15日7时的11个小时里，卓洋乡的累计降水量高达127毫米。而累计降水量50毫米以上已属暴雨。
根据前一天的安排，周炳耀和村党支部委员张华忠15日凌晨3点多出门在村里值班巡逻。当时，雨大得只能靠喊才能勉强听见对方的声音，两人举着手电筒从村头扫到村尾，庄里溪的水位并未显出异样，两人相约6点再查看一次。
张华忠5点50分打来电话时，周炳耀已经独自在暴雨里捡拾村民菇棚里被冲掉的菇筒。他们担心的事发生了。村里老人活动中心旁的菇棚被冲垮，竹子、菇筒等堆积杂物落入河道，堵住了涵洞，导致水流受阻。庄里村地势低，10分钟不到，水位就暴涨到桥上，水位高达3.5米，没过桥面约0.8米。
部分临溪的房子被淹了近1米深。村里人都知道，土木结构的老房子经不起水泡，事后经卓洋乡统计，仅当天全乡被冲垮的房屋就有57座。
村主任刘长务发现水势危急后已拨不通周炳耀的电话，跑出门便看到他已经在清理堵住涵洞的淤塞物。
桥面上的水漫过膝盖，周炳耀双手用力抓住堵住涵洞的竹竿一头试图拔出。但拔出的那瞬间，疏通的涵洞所形成的急速水流将他连人带竹竿拖入水中。数米外的张华忠边喊边大步往桥边跑，几秒钟已不见人影，村里的老人回忆，“水的速度比汽车还快，根本来不及反应”。
“救命啊！耀仔被水冲走了！”正在屋内疏散村民的刘长务听见喊声跑出来，发了疯一样顺着溪水往下跑。大雨依然在下，近百名村民闻声而出，沿着溪岸寻找。出村的路被塌方堵住，只能靠步行，泥水漫过膝盖。有村民说：“当时心和灌了水的雨鞋一样沉。”
庄里村三面环山，被村里人比成“漏斗”，对台风天有着天然屏障，以往台风即使挤进来，也最多掀掉几块屋顶的瓦。9月14日去乡里开防范台风的视频会议时，周炳耀就意识到这次的台风和以往不同。
14日晚的会上，一向笑眯眯的周炳耀变得有些严肃，音量也比平日高了些，“土房子一定要请注意，特别怕台风，怕风吹后雨水打在泥墙上”的话重复了两三遍。
按照村里早已形成的台风应急预案，周炳耀安排了24小时轮流值班，他和张华忠是凌晨3点的最后一班。
村民长达1个小时的寻找未果。下游的树兜村传来消息，发现了周炳耀的遗体：几乎全身赤裸，流着血的身上遍布淤青，洗去淤泥用了四盆水。赶到现场的村民哭声一片。
除了兜里的29.5元，显示腰椎间盘突出的体检报告，家里欠下的6万元贷款，村里硬化好的水泥路，帮村民郑丽仙家劈好的柴火……45岁的周炳耀什么也没留下。
在当地，最难做的就是村干部，曾有人做过一届村主任后说啥也不愿再参选。但周炳耀的村支书一干就是三届，“从未和村民们红过脸”。提起他，村民都争着向记者讲述他的故事，用的最多的词是“笑眯眯”“没见发过脾气”“爱帮忙”“好人”。
村里老人念叨，“耀仔被水冲走了，村里还欠他的钱”。
卓洋乡里做考核，庄里村的排名并不靠前。前些年庄里村的泥土路一下雨就变得稀软，雨鞋踩下去就很难拔出来，“一下雨就没法出门”，山上的毛竹和食用菌更没法往外运。刘长务说，村里实在太穷了，基础设施差，几乎没有任何村集体收入。
为了帮村里争取修路等基础设施的款项，不抽烟的周炳耀，兜里却常年备着15元一包的“七匹狼”，开着他那辆二手车去县里各个部门“堵领导”。常常是早晨五六点天刚亮爬起来，喊上刘长务就往县里赶，“必须赶在领导上班前守在办公室外等人”，免得上班时间领导一忙就再难碰见。
为了给村里修护坡，两人往县交通局跑了3次，油钱饭钱自己掏，最后要到了1万元。但对庄里村而言，这只是杯水车薪。
周炳耀最后想了个法子，他带领村“两委”垫钱建项目。今年年初为了号召村“两委”垫钱帮村里道路硬化，他和刘长务又各垫了3万元，“说等村里有资金了再还”。事后，刘长务才知道周炳耀家还欠着6万元的贷款没还。
官方统计显示，周炳耀任职7年多，为庄里村争取到共80多万元项目资金，带领村里硬化了6条道路，修建了3条共计5公里的机耕路和1.5公里的堤岸护坡。
周炳耀走后的第15天，新的台风来袭时，村里路灯亮了24小时，不知道怎么关闭，刘长务急得挠头，除周炳耀外谁都不懂路灯的调控。
在村民眼里，周炳耀是个“时髦”的人。他年轻时住的不到6平方米的小房间墙上，贴满了小虎队等明星的海报，站在村口就能听见从他窗口飘出的音乐声。如今，他也是村里同龄人中少数会用淘宝和电脑的人。
上世纪90年代，他和同乡周炳亮成了村里最早去北京打工的人，带着家乡的土特产奔波于团结湖、中关村等地做展销。“出去打工不怕赔本，就是想见见世面。”
周炳耀由此发现了种植食用菌的商机。作为最早一批种植的人，周炳耀回乡后曾多次号召村里的年轻人留在村里种植食用菌，拍胸脯说：“肯定能赚，不然我贴给你。”
刘长峰就是被他留下的年轻人之一。由于缺乏启动资金，周炳耀帮他从农村信用社担保贷款。种菌的工序复杂，他从零基础开始手把手教。据刘长务估计，当时村里有八成的年轻人都留了下来。
如今，种植食用菌和反季节蔬菜已成为村里的主要收入来源。据统计，2009年周炳耀当选庄里村党支部书记时，该村人均年收入仅有3480元，去年则达到12860元。
村里没人喊他“书记”，只喊他“耀仔”。但喜欢旅游的周炳耀，当了村支书后就很少再出远门，几乎不在外过夜，最远带妻子到过武夷山，只住了一晚。妻子身体不好，家里有4个菇棚要照料，每年最忙的时节，他在菇棚里一呆就是一宿。“村里的事一直都忙不完”，大小事都找他。
周炳耀的家成了村里的“服务中心”。乡亲们进他家不需敲门，只要选在饭点进门，径直走向厨房，准能找到他。厨房的桌上摆着近几个月村民来交电费、手机话费和社保金的收据清单，周炳耀把村民签过字的收费凭证按顺序一张张粘在本子上。他很少在家完整地吃完一顿饭。
庄里村至今没有通往乡里的公交车。村民开玩笑说周炳耀私车公用，是“公交车”司机。他2011年花2.8万元买了辆二手的黑色比亚迪。村民说，“几乎没人没坐过耀仔的车。”采访的每一个村民，几乎都能随口说出车的尾号“008”。
耀仔被水冲走后，在外务工的村民不断往村里打电话询问，15日那天手机信号一恢复，村主任刘长务的手机提醒有近80个未接来电。
19日出殡那天，凌晨4点的庄里溪边已经黑压压站满了村民。找来的3辆公交车全被塞满，一个座位挤两个人，挤不进公交车的人，又挤满了13辆私家车。
古田县殡仪馆的负责人说，建馆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隆重的追悼会。有人好奇地问：“咋这么多人？这得是多大的官？”
悼词念至“为了村民因公牺牲”时，戴着白色头巾的村民哭成一片。
村里空地上依旧停着周炳耀那辆尾号008的黑色比亚迪。只是，村里人再也看不到这位“公交车”司机笑眯眯地喊他们“上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