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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爱走谁走，房东是一点儿也没有危机感的。往往是，前人刚走，房子几天后就又租出去了，也许还能提些租金。而后来者们，大抵是要开饭店的，或卖与“吃”字连在一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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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对面，店铺紧挨店铺，毫无空隙。我家刚搬过去时，对面是一栋栋五六层高的板楼，楼前是一米多高的铁栅栏。那时，路边没有人行道，除了出租车临时停靠，绝无私家车占道久停。小区有地下车库，车位闲置率大，物业很希望业主们买地下车位。但地上车位租金便宜，买地下车位的人家不多。
当年，小街两旁有许多老树，很清静，买东西却不方便。
大约在我家搬去三四年后——街口一处居民小区开盘了，房价涨到了每平方米一万多元。小街住户翻了数倍，人口变得相当稠密。街对面板楼有几段铁栅栏也拆了，几户人家将房子租给了外地人开店铺。
仅一年后，所有一层人家的房子都成了店铺。附近三处高楼社区很快就住满了人，车位也不够用了。不论在小区内，还是街上，人们常为车位争吵，甚至大打出手。有时，快半夜了，不知哪里还响起对骂声、哭喊声、呼叫声。
2005年前后，这条在三环与四环之间的小街，成了北京市最“脏乱差”的街道之一。早晚车辆堵得水泄不通。天气热时，街上时有臭味；下雨天，雨水是黑的，漂着油。若谁鞋袜湿了，不用肥皂根本洗不干净。
近几年，小街面貌有所改善。一些老旧楼房刷新了，加了保温层。路面也重铺过两次，有了人行道。老树虽然很少了，新树却在一年年地长高。
我估计，整治小街的成本远比当年收费和收税的总和高。这如同某些地方“野蛮发展”后，要用更多人力、物力和财力治理。而且稍一放松，又会迅速变回“脏乱差”状态。实际上，如今小街有半段差不多变回了原样。
这里的房价快涨到6万元一平方米了，一套12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标价750万元左右。据说很容易卖出，购房者多是外地人。高楼社区居民有三分之二来自外地，三分之一是本地人，包括回迁户。
像北京很多小街一样，这条街两侧从早到晚都停满了车。有时一侧还停了两排车。虽然小街成了单行道，但因为没安监控探头，不守规矩的司机仍会造成拥堵。
2003年时，一处门面房的年租金才1.8万至2万元，租个门面做生意，足以解决全家生计。有的人家靠小本生意在家乡盖了房，或在镇里、县里买了房。租金对房东人家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也不言而喻。偶有城管驱逐占道摆摊的卖菜小贩，居民中的老太太的立场完全站在小贩一边——她们只图方便和便宜，对“脏乱差”的环境最能包容。
如今，门面房租金涨到了每年十万或十一二万元。电费由每度5角涨到了1.54元。不论是那些临街小门面，还是街后超市里的东西，一切都随之涨价了。倘若一户人家的基本收入没增加，从理论上讲，其实际生活水平肯定下降了。
有些门面撑不下去了，如按摩所、洗衣店、糕点房、杂货铺。
但饭店没有倒闭的，菜铺也稳稳当当地存在着。凡是和“吃”字沾边的生意，看不出受到多少房租涨价的负面影响。理发铺也不受此影响。男人半月、一个月才理一次发，女人一年做两次头发，都对理发铺涨价充分理解。但这种理解不同样给予开洗衣店的人——如果洗一件毛料衣服从20元涨到30元、35元，许多人就宁可用家里的洗衣机了。
谁爱走谁走，房东是一点儿也没有危机感的。往往是，前人刚走，房子几天后就又租出去了，也许还能提些租金。而后来者们，大抵是要开饭店的，或卖与“吃”字连在一起的东西。
故小街上的“吃”的经济一直方兴未艾，充分体现了“民以食为天”。
小街两段各有一家复印社——东家也有照快相的业务，西家兼制各种材质（主要是塑料或油布）的广告招牌。东家所受影响不大，西家从2015年起，已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的招牌制作业务。这是因为凡制招牌的，都是由于店铺需要，而很多店铺已难以坚持。
在不远处，像翠微商场那样的较大商场，情形也类似。每日一开门，人们蜂拥而至，两个小时内，一层顾客多多——一层的一半是食品区，卖首饰、化妆品的另一半极为冷清。卖服装的二层、卖家电的三层则难得一见顾客身影，售货员们显得百无聊赖。这情形也有两三年了。
吃喝、旅游、下一代的抚养成本、自身的健康成本（包括医药费）——拉动内需，基本靠国人此四方面的消费。
对于到境外旅游的中国人往往会成为“暴购”团，爱国人士每每大发惊诧议论，责备有钱为什么不花在国内——其实，中国人在国外的“舍得”消费，除了外国商品质量确优，性价比往往还高于国内，也还有“玩”得尽兴与否的心理左右。在外国特“舍得”地消费几次，能更大程度地满足自己“到此一游”、游得潇洒的良好感觉。
当然，仅靠以上“四项基本内容”为拉动国家的内需做贡献，给力的程度是太不够了。
还能靠什么呢？我也想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