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薪12万元以上算高收入人群要加税”的消息在一周前刷爆了朋友圈,虽然事后被证实为误读,但也引起了不少创业者对创业成本的感喟。
“作为企业,如果完全按照国家的规定执行的话,税收、社保这些成本压力确实比较重。”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北京树精英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余月清多次感叹初创企业的经营成本高。在这位教育大数据领域的创业者看来,当前大多数初创企业普遍面临着“生下来容易,活下去艰难”的难题。
为进一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降成本”系列政策密集出台,目前已经有20多个省份出台了降成本方案。国家统计局10月27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前9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87元,同比下降0.11元。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税负成本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余月清等创业者关心的是,初创企业“活下去”的成本能不能再降一点?
负担重,初创企业想方设法减成本
51社保创始人、余清泉已经从事了10多年的企业社保、“五险一金”代理工作,他观察到,初创企业、小微企业往往存在着社保、“五险一金”缴纳不合规的现象,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承担的社保、“五险一金”、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成本负担太重。
“五险一金”,指的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5种保险,“一金”指的是住房公积金。其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3种险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保费,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完全由企业承担,个人不需要缴纳。“按照目前的缴存比例,企业给员工发1块钱工资,同时还要再缴纳四毛四的‘五险一金’,这还没算个税和社保,最终(员工)实际拿到手里的钱就会少之不少,企业也会觉得性价比太低,压力太大,成本太高。”余清泉说。
财会专家马靖昊曾拆解工资构成。他举例称,某一雇员目前月薪8000元,在扣除“五险一金”及其个税之后可支配工资收入6053.9元。某天雇主为之加薪2000元,该雇员税前工资涨到了1万元。不过,在扣除了各种费用后,他每月到手工资为7454.3元,较之此前的6053.9元增加了1400.4元。而雇主付出的代价是,为了这1400.4元,须增加的用工支出由此前的11528元增至14410元,增加2882元,是雇员到手工资增加额的2.06倍。
“很多HR都感叹不敢涨工资,因为一涨就要交很多费用,社保、公积金、工会会费、残保金等都是跟企业挂钩的。”余清泉说。为了减轻经营成本,不少初创企业、小微企业不得不想方设法调整自己企业的社保、“五险一金”缴存金额,或者以其他方式弥补对员工的激励。
今年6月,刚从湖南湘潭大学毕业的段小桃已经在服装贸易行业创业3年多,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大学生创业者。他坦言,最近这一年来明显感觉到人力成本的高昂。他手下雇了40多个全职员工,平均工资3500元左右。虽然有一些老员工已经跟他工作了很久,但他仍不敢给他们涨工资,因为每给员工开出3500元工资,他就要付出约1000元的成本,包括社保、“五险一金”等。
“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物价涨幅大,能让员工满意的工资标准越来越高,现在只好以股权方式来激励、留住员工。”段小桃说,当地不少初创企业甚至不给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和社保。
为适当减轻经营成本,余月清采取的办法是将工资的一部分按照补贴的方式发放给员工,这种办法得到了许多员工的理解和支持。“这不是好方式,但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要缴的社保、‘五险一金’还是很高的,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余月清表示。
隐性成本和附加成本
在税收、社保、“五险一金”这类一般性成本之外,还有不少附加成本制约着初创企业的经营活力,也有不少隐性成本容易被政策制定者和创业者忽略。
童谣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大四学生,两年前参加学校的创业项目,成立了以平面设计、视频制作为主要业务的米芽时代公司,公司有12名全职员工,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内的孵化器中办公。谈到经营成本,童谣说,除员工工资和社保、“五险一金”,地租是一块很大的花销。按理说校园里的孵化器的办公区是免费使用的,那地租从何而来呢?
童谣表示,之所以要支出这笔地租费用,是因为在现行政策下,即使公司在校园的孵化器内诞生、办公,但注册地址必须在商业用地上,而学校是教育用地,因此学校地址不能用于公司的注册登记。“(规定)比较严,必须是商业用地才能注册公司。”童谣说,因此,他们虽然可以在孵化器免费办公,但是必须要在外面租一个场所用于注册公司。而现在房价高企,这部分成本对创业公司来说是不小的负担。“在海淀区,每一年(房租)最少1万多元”。
余清泉发现经常有初创企业会忽视一些隐性成本。“比如社保、残保金等经营成本一般是依据上一年的工资水平制定的,因此对于企业来说,这类成本的不良反应都是滞后的,如果遇到第二年经营情况不好,而社保等成本支出又较高的情况,企业往往就会感觉很难受”。
余清泉创办的51社保为近5000家企业提供社保代理服务,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小微企业。在他看来,很多创业者对隐形、滞后的经营成本并不了解,这导致许多创业者不得不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开公司容易,但之后的隐性成本很高。
他指出,这些隐性成本包括工会会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劳动者经济补偿金等许多类别,许多创业者甚至并不了解这些成本的存在,更不知道该怎么缴纳。“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少企业是在‘裸奔’,前期违规操作没有缴纳一些费用,一旦被查到旧账清算的话,成本就会累积爆发,很可能就会压垮一个小企业”。
因此他建议,工商、人社等政府部门最好能对这些隐性成本作出明确化、统一化的规定,以方便企业准确预知、量化经营成本,对于一些能够降低的经营成本,也应该对初创企业给予相应支持。
降成本政策成效几何
事实上,为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今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接连出台多项相关政策。
8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提出将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等8个方面,着实降低实体企业成本负担。4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去年已适当降低失业、工伤和生育三项社保费率基础上,从今年5月1日起两年内,一是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过20%的省份,将缴费比例降至20%;单位缴费比例为20%,且2015年年底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超过9个月的省份,可以阶段性降低至19%。二是将失业保险总费率由现行的2%阶段性降至1%~1.5%,其中个人费率不超过0.5%。
地方层面,目前已经有20多个省份出台了降成本方案,大多针对“高税费”采取措施。比如陕西,计划每年为企业降低用工、用地、用能、融资、物流等成本共计310亿元;江西则打出降成本、优环境的“组合拳”,80条政策措施每年计划为企业减负超过500亿元。但是,许多中小企业对这些“大措施”还没有切实的感受。根据工信部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10月24日发布的报告,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企业对负担主观感受增强,56%的企业认为当前总体负担较重,负担重的领域依次为人工成本、融资成本、水电气土地等要素成本。
作为大数据领域的创业者,余月清的公司已经在北京、杭州、贵阳等地开展业务。他的感受是,不少地方政府都会出台一些税收优惠或补贴的政策,但往往会出现补贴不及时、不到位的情况。“有些补贴可能是在一年以后才到位,等到那时候公司可能都没了,有的执行后期补贴,要我们在那边先租好办公场所,缴纳一定的税费之后才能返还税收减免的费用。”他说,他们更希望政府能够对处于创业阶段还没有实现盈利的公司给予一些减免税费的优惠政策,并且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
不过,该不该给初创企业特殊的优惠政策还存在着争议。首都经贸大学税收研究所副所长刘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由于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成功,所以并不应该对所有的初创企业都扶持。她认为,对于能够充分解决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或者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企业应该给予一定的扶持政策。
刘颖不赞同直接给企业减免“五险一金”、社保等成本,因为这些成本涉及员工退休养老等长远利益。而且单独减免创业企业这方面的成本,对其他企业也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