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考场上，离交卷时间越近，没答完题的考生就越急躁。对云南省永胜县政府来说，这种应激反应在“扶贫”考场上同样适用。
因为急躁，前不久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发布了一份红头文件，“通知”全县100多个“挂包帮”单位筹资1451万元、各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筹款约1180万元，共同助力脱贫攻坚。
红色的“通知”虽然没有强制每人必须捐款，却规定了各单位的筹款任务，并友情提示了各个职务级别的应捐数额。尽管有人并不情愿，抱怨“要借钱捐款”，但“通知”末尾的红章会适时提醒他们，这是县政府的“大事”，谁也耽误不起。
永胜县的官员很委屈。扶贫本来就提倡“全民参与”，政府只是想让大家都为扶贫出分力，怎么忽然成了众矢之的？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期，不管是“为扶贫出力”，还是出于其他目的，不少地方政府早已习惯了只要遇到难题，就祭出公权力这把“万能钥匙”。因为这把钥匙使用起来的成本太低，收益又极高，再加上长期缺少约束，才会越用越顺手，越用越任性。长此以往，难免形成路径依赖，不管问题大小难易，都拿出公权力以求一劳永逸，最终陷入“懒政”的怪圈。
凡事都有例外，尤其这次遇到的是道“扶贫攻坚”的国家命题。永胜县的官员想不明白，公职人员“好歹拿的是国家工资”，难道不应该出一分力吗？
可即使是国家的大事，也要约束在法治的框架内。“国家工资”不属于国家，是个人财产。今年9月1日实施的《慈善法》，已经明令禁止强制摊派或者变相摊派募捐。永胜县这种有违法治精神的做法，虽然快速筹到扶贫资金，但既伤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又打击了那些“真心扶贫”民众的积极性，是种得不偿失的短视行为。扶贫需要动员社会力量，但此举只会对社会力量参与机制造成伤害。
这场捐款事件，最终以永胜县政府承认“操作方式可能有些欠缺”草草收场。只是，除了苛责公权力的任性，从当地官员的回应中，我们是否也读出了他们的一些无奈和压力？
在国家的规划里，2020年是“扶贫”大考的交卷时间。作为国家级贫困县，永胜县的“扶贫”考卷并不容易。当地一位财政局官员称，“很多贫困村交通不好、观念落后，一些贫困户家庭全部家当加起来都不到500元。”
对整个中国来说，扶贫都是一场大考。去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扶贫开发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到2020年让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
在某些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成了当地的第一任务，直接关系到党政一把手的升迁奖惩。据今年1月《丽江日报》报道，永胜县所在的丽江市，市县乡三级政府已经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对扶贫工作不力的干部要进行责任追究”。
一方面面临考核的压力，一方面实际困难又难以破局。在这场“扶贫”的考试中，永胜县政府面对压力表现急躁了。
在这场“大考”中，各级政府感受到的是全局性压力。如何化解，考验的是政府的创新智慧，而不是粗暴地把压力转移给民众。这样不仅违背了扶贫的初衷，也会让不少人对扶贫产生误解。
与所有急着出成绩的考生一样，扶贫领域的急躁症总是和“任务指标”“政绩工程”联系在一起。动辄要求全民捐款，搞“运动式”扶贫、粗放式发展，反而会越脱越贫。到最后受伤的不仅是贫困群众，还有煞费苦心的地方政府。
就在10月26日，国务院扶贫办发布了《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要求各级政府“坚持时间服从质量，科学调整‘十三五’脱贫滚动规划和年度计划。既要防止拖延病，又要防止急躁症。严禁层层加码，搞数字脱贫。”
“融资难”是贫困地区在扶贫工作中面临的普遍问题。今年4月，贵州省获批设立了首个扶贫投资发展基金，吸收社会资本进入扶贫领域，有助于解决不少贫困地区资金投入不足的难题。
“扶贫”这张试卷虽然很难，但总会有新的解题方法出现。它的确是一场考试。在考场上，衡量一个考生的优劣，除了最后的考分，更重要的还要看其是否遵守了考场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