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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千年前我有个异父异母的兄弟王安石，在北宋他可是个人物。我上中学时，这位王老兄被现代人尊为法家的代表，代表着先进生产力，极具正能量。然而，虽然王安石没什么绯闻，也没因贪腐被调查，但他最看重的改革，实际上是很郁闷的，此恨绵绵。
王安石变法为何失败？过去的说法是由于保守势力和地主阶级的阻挠所致，这是传统的阶级论。后来各种史料证实，反对王安石新政的不仅是地富反坏右，还有农民。大家都不高兴，这事就成不了。
在唐朝，大家的日子挺好，美中不足的是，那会儿长安夜市是有钟点的，到时候一声号令就得收摊走人。而到了宋朝，市场经济超级发达，汴梁的坊墙被推倒，人们沿河设市，临街开铺，官民混居，整夜营业。宋人会玩，相扑就是那阵子兴起的，后来被日本人学了去。球那会儿也踢得好，踢而优则仕的高俅还做了大官，或者反过来说，因为高俅官做大了，所以大家就认定他球也踢得好。宋朝还有许多绝活儿，火药、罗盘、活字印刷、纸币（当时叫交子）都是那会儿攒出来的。但也有一个不好的绝活儿是那会儿开始的：女子缠小脚。这或从另一个角度印证宋朝的发达，用不着女人干活儿，光当花儿摇摆着就行了。据估量，按购买力而言，宋朝的人均GDP达到520美元，是中国古代历朝中最高的。
王安石上台执政后努力工作，想要国家富上加富。但王安石的手段是官府主导，诸如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等等，都是一个路数，其中最重要的是青苗法，“摧兼并、济贫乏”，共同富裕。具体做法是：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以低于市场借贷利率向农民贷款，农民以地里的青苗为贷款抵押，秋后农民连本带息一并归还官府。
这不是双赢吗？但不接地气。因为虽然利息低，却并非人人都想要贷款，而王安石为了证明自己新政的正确，给地方政府下达了贷款指标，地方官也只好层层摊派。偏还有那无良官员，拿着令箭鱼肉百姓，把官府的惠民政策生生变成了强制性的高利贷，有的利息竟达原先设定的35倍。
王安石新政还是有效果的，的确增加了官府收入，几年间全国财政收入从宋初的1600多万贯增加到6000多万贯。但是，老百姓不高兴了，其间有东明县1000多农人进京上访，在王安石宅子前闹事。末了，宋神宗不得不下诏停止新法。
有学者把这事定义为国进民退，是制度上的问题。隔了一千多年雾里看花，许多事说不清楚，但有一事是明显的：官府全面提供低利率贷款，这会使受贷者不讲究，乱贷款。
此理至今也讲得通。比如中国公路，那是可以骄傲的，许多路比美国的好。9月20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15年全国收费公路统计公报》显示：至2015年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57.73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到12.35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一级公路9.1万公里，是1984年年底的277.3倍；二级公路36.04万公里，是1984年年底的19.3倍。
之所以有今日骄傲，从资金上来说，中国公路跨越式发展与“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政策有关，自此，建路依赖的财政投资逐步被银行贷款替代。在中国，银行贷款与财政资金貌似是不同的，但实际上行政之手有调动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这样，收费公路政策不只是改变了融资方式，还让地方政府能够更容易、更廉价地筹集到资金来修建公路。特别是，当修路不仅迎合了地方政府提升政绩的欲望，还成为稳定经济发展的抓手，这就使贷款修路成为政治正确，就像千年前王安石的青苗法。
只是，什么事过了就会有麻烦。从2010年以来，中国收费公路的收支从盈余变为负数，2010年尚盈余32.5亿元，之后连年亏损，2011年到2015年收支依次是－323.3亿元、－565.7亿元、－660.5亿元和－1571.1亿元。
有人笼统地把公路今天的窘况归结为国进民退，归结为行政操作不讲究。这有道理，但今日与王安石年代又有不同，今日官员是有任期的，公路收益是当期的，而公路的财务负担是由后任来承担的，于是更加不讲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