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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北京大学朗润园的教室里火药味很浓。在持续1个多月的“纸上论战”之后，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北京大学教授，在这里当面激辩产业政策。
自今年8月底以来，林、张两位学者就产业政策的争辩已持续不断，两人的观点都十分鲜明而坚定。张维迎呼吁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林毅夫则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的政府”必不可缺。有评论认为，林、张此次辩论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学术争论，更是涉及到了中国未来的政策导向和经济增长。
在今天这场“产业政策思辨会”开始之前，会议主持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点评说：“在一个台子（上），几十万的听众在网络上同时观看这样的学术问题的讨论，这是第一次，可能确实是一次历史性的（讨论）。”
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
思辨会上，林毅夫率先发表了题为“产业政策与国家发展”的演讲。他表示，“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这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组合。不能因为产业政策大部分是失败的，就不要产业政策了，那样的话实际上是“把婴儿跟洗澡水一起倒掉”。“我们作为经济学家就要研究清楚为什么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他说。
在林毅夫看来，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如果这位企业家成功了，后面就会有一群跟风的竞争者，这样就得不到垄断的利润，这跟他付出的成本是不相称的。发达国家要用专利保护来鼓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让他们不怕后面的竞争者。这就是产业政策的作用。他表示，如果“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选择的行业基础设施不完善的话，即使他有企业家精神，也无能为力。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因势利导，来解决这个问题。
张维迎对此不以为然。他指出：“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是一次豪赌，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
张维迎认为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太宽。他再次强调了自己眼中的产业政策：“我理解的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
他表示，由于政府官员并不具有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即使有，也没有企业家那样的激励），而且专家也没有能力制定产业政策，因此制定产业政策的过程本身就是失败的。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这一点连林毅夫本人也不否认。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政府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张维迎说。
针对张维迎批评自己不重视市场作用的观点，林毅夫回应道，“从我理解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来讲的话，只强调市场建设的那些政策建议是不充分的。”此外，他特别强调自己主张既要有市场，也要有政府。“政府的钱有限，不可能所有的基础科研都支持，必须有选择地使用资源，这就是产业政策。”
张维迎把两人的分歧归结为有关市场理论的两个不同范式的分歧。他表示，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设计范式”，而自己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演化范式”。他认为，林毅夫所有的理论都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为基础的。
六大争论焦点
今天的思辨会持续了4个多小时。然而，两位教授的争辩却已进行了两个多月。
8月21日，林毅夫在复旦大学“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强调，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8月25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年夏季峰会上作了题为《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的演讲。随后，林毅夫撰文《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反驳张维迎的观点。张维迎继而抛出《林毅夫在产业政策问题上的四个错误》进行回应。林毅夫则以《回应张维迎指出的所谓四个问题》一文，将产业政策到底有无必要、“市场”与“政府”到底孰优孰劣的辩论推向高潮。
事实上，这已不是林毅夫和张维迎第一次在经济学问题上发生交锋。21年前，他们曾围绕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问题有过一次大争论。2004年和2014年，林毅夫和张维迎又分别就“中国经济发展预期”和“政府定位与后发优势”展开争辩。
梳理此前的多次交锋可以看出，林毅夫和张维迎二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什么是产业政策？张维迎将产业政策定义为政府以补贴或行政干预的形式帮助某些特定产业优先发展；林毅夫不仅将政府对企业的补贴等算作产业政策，还把政府根据可能的回报来配置有限的科研资源也算作产业政策。
第二，产业政策是否应该废除？林毅夫认为，当前中国的产业可以分成5种不同类型，分别适用不同的产业政策；张维迎则认为，产业政策应全部废除，因为无法预见创新，没有办法对新产业、对创新做任何规划。
第三，技术进步该由谁推动？张维迎认为，社会进步本质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就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来源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林毅夫则认为，基础科学的革命不受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是政府支持的科学家在推动，企业家的创新建立在政府支持的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之上。
第四，政府该干预市场吗？林毅夫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张维迎赞同政府的核心职能是保护知识产权，最重要的职责则是法治，维护市场游戏规则的公正。他同时强调，政府行为超出了这个范围，就不可能出现一个“有效市场”。
第五，比较优势怎么发挥好？林毅夫强调经济发展要利用比较优势，同时也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利用比较优势；张维迎则认为，市场是最有效发挥比较优势的制度，所有的市场交易都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企业家更是发现比较优势的天才。
第六，政府该鼓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林毅夫认为，政府应该对某些产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进行补贴；张维迎则认为，政府既不应该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也没必要为“吃螃蟹”埋单，因为那会诱使许多人“假装吃螃蟹”，但实际不过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势啃馒头”。
“只讨论而没有逐步深入”？
自从林、张二人关于产业政策的论战开始以来，众多专家学者也纷纷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各自观点。由于涉及到中国未来政策导向和经济增长模式，这场论辩早已演变成了一场学界大讨论。
针对林毅夫关于“有为政府”的论述，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撰文表示，一个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限政府”而不是“有为政府”，“有为政府”将目标和过程混为一谈，其结果必定会导致忽视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从而为政府更多干预市场提供借口，且容易导致政府寻租和贪污腐败，“有为政府的行为边界是游离不定的，乃至是无限和无界的；而有限政府的行为边界更为清晰，是有限和有界的”。
华夏新供给经济研究院院长贾康认为，基于市场失灵、不完全竞争和赶超战略的前提，需要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或者政府干预，去弥补市场失灵。他虽然同意林毅夫“有效市场加有为政府”的观点，但同时强调“有为”还要加个“有限”。
贾康指出，产业政策必须要考虑供给侧管理与改革，以及理性供给管理下如何优化产业政策，不能因为政策设计可能失误，贯彻机制可能走偏，就完全对产业政策、供给管理弃而不用，那是一种无所作为的状态。但产业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做得好是赶超发展的利器，搞得不好会出现失误，政府介入之后，这种失误往往会带来很大冲击力。
11月5日，在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目前国内学界对产业政策相关讨论仍然停留在过去，无论反对还是主张使用产业政策的人，所讲的产业政策都是“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或是“纵向的产业政策”，即由政府选择产业，然后用整套的调控手段去扶持一些产业，或去抑制一些产业。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20几年了，问题就是只讨论而没有逐步深入，常常在表面层次上打转。产业政策是否有害已经不是主要问题，国际上对于产业政策的认知已上升到另一个层次。”吴敬琏说，国际上对于产业政策的研究理论，更趋向于通过产业政策来强化竞争，防止垄断对经济发展造成损害。“真正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应该是能够强化竞争，弥补市场失灵的。”
本报北京11月9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