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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灯！”一声低沉却有力的声音，透过轰鸣的发动机声传了过来。从驻地出发后，何大明就一直站在这艘小快艇的船头，盯着水面，一言不发，直到晚上9时许，前方100米左右出现一条可疑的渔船。
听到命令后，坐在快艇中央的志愿者老黄抄起脚边的100瓦探照灯，对准渔船照过去，只听见“咕咚”一声，两个哑铃大小的绿色铁盒子被扔进了湖里——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
“他们把打电设备扔进湖里了。”何大明告诉记者，那两个铁盒子是渔民使用高压电击捕鱼的发电装置。这种非法捕捞方式俗称“电打鱼”，只要通了电，所到之处鱼虾无一幸免，对洞庭湖的生态环境危害极大。据他的经验，这两台发电机至少值几千元。扔了，意味着这些渔民“缴械投降”了，不然，若举报给渔政部门，他们将面临更严厉的惩罚。
包括“电打鱼”在内的一系列非法渔业活动，都是何大明所在的东洞庭生态保护协会（以下简称“东协”）制止的目标。从2015年5月成立起，这个在微博和微信上自称为“洞庭守护者”的民间组织，其中的7名成员都是渔民出身。
曾几何时，他们也是自己今天的打击对象。从非法捕捞转向保护，何大明见证了10年的洞庭风浪。
转变
长江江豚是一种古老的水生哺乳动物，在地球生活已有2500万年历史，仅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干流及与之相连的鄱阳湖、洞庭湖两个大型通江湖泊。1988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二级水生珍稀保护动物，被称为“水上大熊猫”。
2012年4月，湖南岳阳洞庭湖流域42天内连续发现12头长江江豚死亡，洞庭湖的江豚锐减至70多头。“长江江豚群体死亡事件”一时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组织的长江江豚科考得出结论：当前江豚的总体数量为1045头，洞庭湖分布有90头。而在老渔民的回忆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洞庭湖里的江豚多达一两千头。
前去考察的专家判定，毁灭性非法捕捞导致江豚食物严重匮乏，污染导致长江干流和洞庭湖水质逐渐恶化，加上无序采砂活动，极大地威胁着江豚的生存环境，是江豚数量锐减的主要原因。江豚被预言将像“白鳍豚”一样面临功能性灭绝。
江豚的困境折射出了洞庭湖的伤痛——常年来，洞庭湖已深陷竭泽而渔、污染难治的窘境。而9岁下湖打渔，在洞庭湖上当了30多年渔民的何大明，是这一伤痛的亲历者，也是见证者。
10年前，在洞庭湖上，“电捕鱼”“矮围”“迷魂阵”是当时渔民常用的捕捞工具，交错摆放的捕鱼网在湖面肆意铺开，马达声轰隆隆的渔船在湖面随意穿梭。“你家不用电打鱼，别家用，你就捕不到鱼，生存不下去。”何大明说。
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的违法捕捞行为，将面临轻则缴获非法渔获物和5万以下的罚款，重则没收渔船，甚至承担刑事责任的惩罚。这些条款在《渔业法》第三十八条写得一清二楚，却没有多少震慑力。
治理成本大过违法成本，渔政部门对于非法捕捞，基本“以罚代法”。何大明表示：“抓到非法捕鱼的渔民，第一次罚1000元，第二次罚1500元，名义上叫作‘资源费’，实际上并不没收渔具，也很少没收渔获。有人只要给渔政站工作人员交钱，就可以明目张胆地非法捕鱼。”
恶意的破坏，无序的治理，导致洞庭湖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根据2006年一篇《洞庭湖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现状及保护对策》论文，从2000年到2006年，洞庭湖鱼类资源严重衰退，7年未监测到白鲟、鲥鱼、白甲鱼等品种，渔获量从3万吨下降到2.1万吨。30多年前，洞庭湖鱼类有120多种，而到2006年常见的不过十多种。
转折出现在2006年。2006年中秋节，何大明年幼的儿子想吃鱼，但是他已经捕不到鱼，就去鱼市场买。可是走遍了鱼市，也没有看到有一条鱼。偌大的洞庭湖，作为渔民，连鱼都买不到，何大明那天感觉“自己受了最大的耻辱”。经过反思，何大明发现正是手中的工具害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洞庭湖。
从这一年开始，何大明主动放弃电打鱼，把渔船改成了巡护船，拉着几个渔民兄弟自发在湖上宣传，发现违法行为后立即举报给渔政部门。这支渔民队伍一度扩大到30多人，形成了东协的雏形。
立威
“别动别动。”志愿者拿着手持摄像机大喊。不到20分钟，在北门渡口的水域，两艘快艇同时发现了两条简陋的捕捞船，其中一条船上放着电瓶和网兜。
作为一支以劝阻和举报非法渔业活动为主要目标的民间组织，东协的成员心里都很清楚，自己没有执法权力。他们全部的“武器”就是一盏连在简易发电机上的大功率探照灯。一旦发现有人非法捕捞，探照灯的强光可以一时镇住对方，随后他们向渔政部门举报，等待执法人员前来处理。
像往常一样，在走这一趟前，东协已经向湖南省岳阳县渔政监督管理局举报，他们与渔政局城陵矶站的执法人员会合后一起出动。
就在渔民发怔的时候，何大明和其中一名执法队员跳到了捕捞船上，将船控制住。剩下的队员也上了船，撬开船舱上的甲板，里面混浊的水面漂浮着好几条翻白的大鱼，有经验的队员探头一看：“有六七百斤，够拘留了”。随后，一名执法队员指挥着这艘渔船缓缓靠岸。
在何大明刚刚开始投身志愿行列时，事情没有这么顺利。一开始做这份“不讨喜”的工作，有些人觉得他多管闲事，甚至还有过被威胁的经历。对他而言，更困难的是，由于违法成本低，渔民不听他们的劝告；渔政部门没有像现在这么积极配合，举报不来，他们举步维艰。
与非法捕捞的斗争是长期且艰巨的，何大明能做的，只有坚持，如果渔政部门不受理，就曝光给媒体。
洞庭湖的管辖权问题十分复杂，这让岳阳县渔政监督管理局局长李德军很头疼。东洞庭湖周围分布的行政区划主要有岳阳县、湘阴县、沅江市、南县、华容县等，但渔民是流动的，安徽、江西、湖北的渔民也会来捕捞。而岳阳县渔政监督管理局仅有100余名渔政人员，执法相当困难。
在与渔政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东协也改变了自己的策略：发现问题后不曝光，先和渔政部门沟通。“如果渔政部门不能开船，就帮他们开，就怕他们不下湖。”何大明说。
渔政部门的态度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改变。“之前我们执法队员和新闻媒体、志愿者是一个分散的关系，觉得你们来就是添乱，报道就是让我们出丑。”李德军说。现在，他提倡主动跟媒体接触、主动接受监督，“这是一种良性互补”。如今，东协成员和洞庭湖上大多数渔政管理站站长都互留了电话。
10年坚持，何大明发现，他们这支渔民组成的团队，甚至被其他渔民称为“水上警察”。
发展
长期暴晒在阳光下的黝黑皮肤，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何大明从未否认过自己的渔民身份。面对记者，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渔民嘛”。
今年6月，东协参加阿拉善SEE基金会“创绿家计划”第六季的评选，在165个环保公益创业团队的激烈竞争中胜出，成为少数获得直接资助10万元的草根NGO之一。
“渔民没有什么文化。”何大明发愁，团队里“都是武将，没有文官”。“武将”可以在一线做实事，但是如何能够长久健康地发展下去，还是需要“文官”的支持。
幸运的是，多年的坚持及高曝光率使他们在岳阳县小有名气，也得到了资深环保人士的关注。有着近20年环保经历的洪武（网名为“湘潭小武哥”），从2014年开始关注何大明的团队，2015年，他听闻东协因资金困难，陷入困境，主动联合各地志愿者为他们筹集经费。
洪武每个月和这些队员至少待1个星期，从成立机构、发展运作到逐步完善，全都参与进来，帮助他们走上了民间组织的规范化道路。
对于何大明的渔民身份，他并没有太多顾忌。“渔民的素质有多高呢？我们不能以很高的标准要求他，不能要求他写很好的东西，有很好的口才。但是我觉得能做到现在这个样子，我非常欣慰，他们的确付出了很多。”洪武说。
2016年6月，东协在自己的网络平台上第一次公布成立一年来的财务报表，详细列明收入与支出，让捐款人放心，接受公众监督。
支出金额占比最大的是巡湖油费，约10万余元，占总支出的34.8％。
作为曾经的渔民，何大明的团队成员在白天巡湖时，可以随意跳上渔民的泊船，用岳阳话和他们拉家常，往往在闲谈中得到违法捕捞的线索。
为了防止被误解，他们和志愿者共同制定了一个巡湖制度。比如团队出资的公餐不准买酒，其他所有饭局要求每个队员不能喝醉，不允许在渔民船上吃饭，如果推脱不了，需要留下饭钱。
有了经费，东协还投入了一部分人力保护麋鹿、候鸟，但他们主要的努力方向，还是制止非法渔业活动，保护江豚的水生环境。“我们的团队都是由渔民组成的。我们习惯渔民的作风，专心做事情，一年到头做巡护，想办法保护江豚。”何大明说。
如今，洞庭湖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根据湖南省畜牧水产局2016年3月发布的《2015年洞庭湖鱼类资源监测报告》显示，2015年洞庭湖共监测到鱼类104种，持续多年的鱼类资源衰竭势头开始得到遏制。
本报岳阳11月1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