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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去行政化改革，是大家的共识，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目标。今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曾表示，国家将逐步收回事业单位的编制，高等院校不再纳入编制管理。这显然是很重要的去行政化举措。
当然，这些改革能否立即去行政化，大家还是持保留意见。因为高等院校去行政化改革，涉及多个秩序的维度。
第一个是学校管理的秩序维度。改变这个维度是比较容易的。取消院长、系主任的行政级别，只要发个文，职位不改就可以实施。院长、系主任一般都是教授，教授待遇本身就高于正处级、正科级官员。一些外国学者现在也在中国的大学当院长，他们根本不纳入行政级别管理体系。其实，中国人民大学很早就取消了教研室主任的行政级别，如今各学院下面的系主任也没有级别。很多干过院长、系主任的教授，一旦没有了行政职务，其行政级别也就取消了。但是，这样的改革没有彻底改变高度行政化的局面。
在这个维度，比较有意义也比较困难的改革，是行政部门及学校领导的去行政化改革。院长、系主任的权力基础不仅来自其职务，更多的是来自其专业学术地位。但学校领导和各个行政部门的首脑，其权力基础主要来自职位。虽然很多校长、副校长、教务长也是教授，也是专业人员。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依靠职务获得权力和相应待遇的。一些985大学的校长是副部级，其待遇远远高于其他教授和研究员。
如果校长、处长、主任、科长也取消行政级别，就需要在学校人事和待遇管理方面有具体配套措施。研究员、教授按照职称来管理，区分研究岗位和教学岗位。学校行政职员按照行政岗位来管理。如果一个人兼任行政岗位和科研教学岗位，就按照双岗位来管理。这样，就从学校管理的角度实现了去行政化。
其次，是政府管理的秩序维度。目前高校行政化，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管理的问题。政府管理有几个特殊元素：级别管理、编制管理和印章管理。事业单位也是如此。高等院校的级别、编制、印章，遵循的都是政府秩序。如果高等院校没有级别，没有事业编制，也没有相应的印章，那么就很难融入政府秩序。比如，没有行政级别，高等院校就会被政府的财政秩序、规划秩序、政策秩序、文件秩序所排斥。深圳一所没有行政级别的高校，校长虽然贵为院士，却在和政府打交道的时候遇到种种难以融入政府秩序的问题。这说明高等院校要去行政化，从融入政府管理的维度来说是多么困难。
可见，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看起来很美，动起来却不容易。它不仅涉及学校管理的调整，还涉及政府管理的调整。现在高等院校的规模都很大，动辄数万学生、数千教师和管理人员，校领导几十位，中层干部一礼堂，学校预算有的高达100多亿元。可以说，每一所高校都是一台庞大的官僚机器，具有天然的等级制治理结构。如果一所学校要进行集约化管理，就必须是高度等级化的，也就是高度行政化的。
所以，高等院校去行政化是有边界的，它可以是官僚化、科层化、等级化的管理，但不能像政府一样行政化。高校不是政府，不能按照政府逻辑管理，政府也不能把高校看成下属机构。显然，高等院校去行政化的核心是政府管理的改革。现在政府开始对高校实施非编制化管理，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具体措施，但还要在行政级别、政治地位等各方面启动去行政化的改革。只有这样，高等院校去行政化的改革才能真正推进。
高校是一台庞大的官僚机器，但高校也是教学科研机构。官僚机器需要行政管理秩序，教学和科研则需要专业的教学和科研秩序。高等院校去行政化，不是要彻底摧毁官僚机器，否则高等院校就会彻底失序，而是要避免官僚秩序主导教学和科研的专业秩序。
从官僚秩序和专业秩序两者博弈的角度来说，专业秩序是一个内敛的秩序，官僚秩序则是一个具有内在膨胀力、外在扩张力的秩序。所以，控制管理资源的官僚秩序往往会控制专业秩序，其结果就是行政独大。这严重地扭曲了高校的专业秩序，其表现是很多优秀教师都去追逐行政级别，不再把专业放在第一位。在学校里成功的标志不是具有很高的教学和研究的水准，而是能否谋得一官半职。
这说明高等院校要去行政化，关键是实现让专业秩序占主导、行政秩序处于服务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去行政级别能够推动的，关键是要实施教授治校，如果做到了教授治校，高等院校就能真正做到去行政化。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