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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民王可（化名）已经送女儿过了5年的“黑午托”生活。他的心情极为矛盾：一会儿担心孩子的营养和安全问题，一会儿又担心主管部门取缔无证“午托”，让孩子彻底无处可去。
他注意到，几乎每一个学年开学前后，当地总会刊发一轮关于“午托”的新闻。这些新闻屡屡让他担心：舆论的热炒是否会引发政府部门对“午托”的检查潮？女儿的“午托”如果被查到了该怎么办？
王可的女儿目前在海口市一所小学读6年级，爱人在三亚市工作。孩子上学第一年，他们曾坚持自己接送。第一个月下来，王可已吃不消。当时他每天的日程是这样的，早上6：30起床，给女儿准备好早餐，催促女儿起床。必须在7：30之前将女儿送到学校。中午11：00多，他要提前结束上午的工作，到学校接女儿回家。吃完午饭，已接近14：00，再送到学校，离14：30上课没剩下几分钟。他看到一年级的女儿来回折腾，中午在家里难以好好休息，自己也倍感疲惫与不安。
他的中午下班时间是12点。刚开始，他还有些犯难，提前下班不是好事，但实在是只有自己才能去接女儿。同事虽然理解，他还是觉得不好意思。
女儿要升二年级时，王可与爱人达成一致，让女儿参加“午托”。事实上，5年前的海口，大部分的公立小学都没有“午托”服务，能够提供“午托”的仅有几个如海口市二十五小、滨海九小等市里重点建设的名牌小学。
午托是不少城市的痛，痛得十分尴尬。去年，海口市一次巡查发现，一处条件简陋的出租屋里开设的“午托”，不到30平方米的房间挤着40个午休的孩子。
在海口那些没有午托服务的公办小学附近，总能找到利用自己房产或租房开办的私人“午托”。二年级开学前，王可和爱人一起看了好几处，要么是环境卫生太差，要么是安全隐患太大。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一处感觉还过得去的。这家开办“午托”的阿姨用的是自家的房子，就在学校不远处，且不用过马路，孩子们用的碗筷都放在消毒柜内，价钱也算公道，一个月仅需300元，可以管午饭、午休，此后的费用每一年也仅仅上涨50元。
王可开始不用再疲于奔命。即使如此，中午在办公室午休时，他会因偶尔的担心而随时拿起电话，向阿姨了解女儿的情况。
5年来，他对女儿的“午托”生活基本满意，女儿甚至把“午托”阿姨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妈妈，也与不少一起“午托”的小朋友成了“闺蜜”。他也曾看到，有毕业的小学生结束“午托”后，还相约回到午托处看望阿姨与曾经的午托同伴。
因为女儿的生活，王可对“午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有了自己的思考。
确实如王可所观察到的那样，每一轮此类新闻都会引发主管部门的表态。“午托”涉及教育、工商、食药监、消防等多个部门。如教育部门会说：加强家校联系，劝导家长及学生不去无证、有安全隐患的校外寄宿点寄宿，并积极配合食药监、消防等相关部门的排查工作，同时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提高学生应对灾害和伤害的能力。
食药监局部门则会表示正在对此进行摸底调查，“哪些是有证的，哪些是无证的，哪些是符合条件可以发证的，我们正在排查。”
王可注意到，这样的表态似曾相识，年年都有，但却没听说真正开始对“午托”大面积核发经营证件。他承认自己和女儿都是无证“午托”的受益者。他又很清楚，无证“午托”一旦出事，自己和女儿的权益也很难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他又希望所有的“午托”都能够成为持证的合法经营者。
海口市人大代表、小学教师李妍羽曾建议，不能完全取缔“午托”，应通过评估，给合格的“午托”发证并进行监管。
但朋友们纷纷告诉王可，现在的海口，已几乎全部取消了“午托”，即使连那些一直以来提供“午托”的重点小学如二十五小、滨海九小、西海岸九小等，从2016年秋季开始，新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全部没有了“午托”的待遇。
在朋友那里他听到了很多议论：并非是这些学校没有能力继续提供“午托”服务，之所以取消，无非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学校不愿意背负“午托”所产生的食品安全这一大包袱，另一方面是教育主管部门也不想背负教育不公的大包袱。
面对这样的“阴谋论”，王可往往一笑了之，他并不愿意相信会有这样残酷的现实。在他眼里，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只要学生有需求，都可以在相应的标准下合规、合法经营。
“这些‘小饭桌’为我们家长学生提供了便利，也减少了社会的就业压力，更为政府主管部门分了忧。”王可觉得，这样的好事，只要“午托”的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够尽力而为，“完全有可能汇聚成一件完美的事业。”
但他遗憾地看到，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从省、市层面，均未出台学生校外托管经营的管理办法，没有硬性的规定，“谁又愿意没事找事呢？”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任明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