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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会否认，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除了“大胡子”“绿军装”等标志性的视觉符号，“卡斯特罗”这个称谓本身就具有一种符号般的力量。
但是，这个符号从现在开始远去。当地时间11月25日晚，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享年90岁。
32岁时，他成为拉美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
中国驻古巴前大使徐贻聪记得这样一段往事。1994年，一小群对社会现实不满意的民众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市中心示威，情况危急。卡斯特罗力排众议，坐着一辆卡车赶到现场。没想到，喊着口号的民众见到卡斯特罗本人后，把原来的诉求丢在一边，转而齐声高呼卡斯特罗的名字：“菲德尔！菲德尔！”这就是这个名字的魅力。一场危机，不费一句口舌，就因为卡斯特罗的出现而化解了。
“卡斯特罗在古巴人民心目中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他用一生给人们做榜样得来的。”徐贻聪说。
过去60多年里，在古巴乃至全球，卡斯特罗都是对抗强权的象征。
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率134名爱国青年攻打在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试图夺取武器，在全国掀起反对当时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斗争。此举揭开了古巴武装斗争的序幕。那一年，卡斯特罗26岁。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以卡斯特罗所率人马的惨败告终。在受审的法庭上，卡斯特罗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自我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历史没有让他等待太久。1955年，巴蒂斯塔为“竞选”总统笼络人心，大赦政治犯，卡斯特罗及其战友意外获释。卡斯特罗随即赴墨西哥，在那里秘密组织武装斗争。1956年12月，卡斯特罗率领年轻革命者返回古巴，首战受挫后，任起义军司令的卡斯特罗和十几位幸存者进入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959年，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崩溃，巴蒂斯塔本人逃往国外。起义军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进入哈瓦那。
那一年，32岁的卡斯特罗成为拉丁美洲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澄在总结卡斯特罗的显著功绩时，说了这么几条：“成功地领导了古巴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古巴国民的素质（古巴人口的识字率达到99％）；缔造了西半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随后几十年中，从拉丁美洲到非洲，菲德尔·卡斯特罗犹如一座灯塔，成为启迪其他革命者的灵感和力量源泉。
“他一生的故事，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时代的故事”
在枭雄林立的历史烟云中，菲德尔·卡斯特罗高大的身影，无疑占有一席之地。他的影响力远超这个只有1100万人口的加勒比岛国。
“他一生的故事，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时代的故事：革命运动、冷战、东方对抗西方、北方对抗南方、共产主义对抗资本主义。”英国广播公司（BBC）资深记者保罗·雷诺兹（Paul Reynolds）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
在一个离美国佛罗里达州只有100多公里的岛国，卡斯特罗扛起了反对干涉、反对强权、反对帝国主义的“反美”大旗。这一扛，就是半个多世纪。即便是在美国对古巴实施严密封锁的几十年中，这面大旗也没有倒下过。直到2015年7月，美古在时隔54年后正式复交。
1961年，由于担心自家“后院”的利益受损，美国支持逃亡美国的古巴人在古巴西南海岸猪湾发起进攻，企图颠覆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政府。这一事件史称“猪湾事件”，标志着美国反古巴行动的第一个高峰。34岁的卡斯特罗亲上战场指挥，在72小时内挫败了这场入侵。
1962年，古巴再次出现在世界局势的聚光灯下。这年10月22日，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爆发了自冷战以来的最大危机，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宣称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并随即命令对古巴实施海军封锁。
与诡谲的历史片段相比，卡斯特罗自己所遭遇的那些生死瞬间，在他看来云淡风轻。“如果奥运会有遭受暗杀次数这一项，我是绝对的冠军。今天我还活着，完全是由于美国中情局的过错。”遭遇过638次暗杀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曾拿这事轻松地开玩笑。
中古两国成为“好朋友、好兄弟、好同志” 与卡斯特罗密不可分
爱戴他的人，尊崇卡斯特罗为精神偶像。批评者则认为，他穷尽一生想要创造一个理想国，现实却让古巴民众陷于贫困之中。功过是非任人评说，本就只是传奇人物才会享有的“待遇”。
中国前驻古巴大使徐贻聪听过太多次古巴人亲切地称卡斯特罗为“兄弟”“父亲”。徐贻聪在中国文化的概念中搜寻了一遍最适合形容这个人物品格的话，最后找到了答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和徐世澄研究员心中所想的答案一模一样。
在另一位中国驻古巴前大使刘玉琴看来，卡斯特罗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本来出身于富裕家庭，受过高等教育，他原本可以过上舒适的日子，但他一生清廉，选择为自己的信念而奋斗。”
徐贻聪、刘玉琴、徐世澄在与卡斯特罗真正打过交道之后才意识到，这位看起来威严的领袖人物，原来是一个“亲切健谈”，又“没有架子”的人。
徐世澄记得，2003年，作为社科院代表团代表访问古巴时，77岁的卡斯特罗刚从飓风灾区一线赶回，回到办公室时已经是晚上10点，他却接着与代表团成员会谈，直到凌晨两点。
徐贻聪在驻古巴期间，有时甚至会接到卡斯特罗主动打给他的电话，询问各种问题。在第一次与卡斯特罗的面谈中，两人聊了足足5个小时。当时卡斯特罗问徐贻聪：“中国的渡江战役设有三个指挥部，这三个指挥部都设在哪里？总指挥是谁？”徐贻聪一时想不起来，卡斯特罗却说，他其实知道答案，只是想确认一下，还说，“也许是我的问题问得太具体了”。
更让徐贻聪感念的是，自1995年离开古巴去别国赴任，直至回国退休之后，许多年来，“老卡”有好多次派古巴外交部相关人员、古巴驻华大使以及到访中国的古巴领导人找到徐贻聪，告诉他：“卡斯特罗问候您。”徐贻聪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外交官，因为工作原因跟他有过一些特殊的接触，他在之后的十几年里仍然记得我，这让我感到非常骄傲、非常光荣。”
古巴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卡斯特罗1995年和2003年曾两次访华。徐贻聪还记得卡斯特罗第一次访华时，他曾陪同过。当时许多有关访问的细节，卡斯特罗都过问过，访问的几个城市也是他挑选的，为的就是要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发展情况。徐贻聪注意到，中国几代领导人都把中古关系表述为“好朋友”“好兄弟”“好同志”，两国之间能形成这样的友好关系，与卡斯特罗所做的工作和贡献密不可分。
告别卡斯特罗，一个时代落幕
11月26日，世界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电视讲话中得知，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于25日晚逝世，享年90岁。
刘玉琴2012年从古巴离任，令她感到意外的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外交官和晚辈，卡斯特罗竟会为她专设家宴送行。
那一年，卡斯特罗86岁。尽管卡斯特罗夫人还宽慰她“以后会再见”，但当时，刘玉琴大使心中依然感到一阵酸楚：“因为我知道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卡斯特罗的逝世是一个时代的落幕。”徐世澄说，“从世界范围看，各国‘打江山’的第一代革命领导人所剩无几，这是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徐世澄认为，卡斯特罗的逝世，对古巴的革命事业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但卡斯特罗的离去，应该不会对古巴的政局平稳产生重大影响。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尽管劳尔·卡斯特罗也85岁了，但我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古巴的革命事业还是会继续前进的。卡斯特罗的思想、学说和著作，也会继续影响古巴年轻一代和拉美进步人士。”
在今年4月19日古巴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菲德尔·卡斯特罗曾坦然地说：“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发言。”当时他还说：“不久我将90岁……对我们所有人而言的那个时刻也将到来。但是古巴的共产主义理想将作为一种证明在这个星球存在，证明如果你们努力且有尊严地工作，就能够生产出人类需要的物质和文化。”
保罗·雷诺兹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写道：“不管卡斯特罗离开之后古巴会发生什么，菲德尔这个名字将在历史中存活下来。”
本报北京11月2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