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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太平洋陆军工兵旅旅长丹尼尔·努女士将一枚纪念章拍到中国士兵李怀红手上，她撤手时李怀红还没接稳，纪念章掉到了地上。
“在我们那儿，没接住勋章的人要罚做俯卧撑！”丹尼尔·努高声笑着说。中美官兵立刻乐着围了过来。“做！”李怀红利落地伏在地上，但没想到丹尼尔·努也一起趴下做起了俯卧撑。
这一幕，发生在不久前的中美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指挥所推演前夕，李怀红是此次演练中“最优秀的中国士兵”之一，而这名身材娇小的亚裔美军女军官是美方指挥长。
“他们的旅长竟然陪我一起做俯卧撑！”李怀红吓了一跳，“简直不可思议。”作为南部战区陆军第14集团军某工兵团的一员，他已有过不少与外军打交道的经验。
从黎巴嫩维和，到尼泊尔抗震救灾，再到两次参与中美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演练，他们常与外军打交道，一些官兵认为，外军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清楚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标准化和灵活性的“度”该如何把握
前不久，中美联合演练在昆明持续了3天。此次实兵演练是中美两军自1997年就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内容展开交流以来举行的第四次联合实兵演练，但却是首次进行指挥所推演与实兵演练联动，合作交流程度较以往更加深入。
作为此次演练的主要承办方之一，第14集团军某工兵团官兵压力颇大。准备阶段，团长孙志召集了一批人，设想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比如指挥所推演时，美军是习惯用纸笔、白板，还是用电脑和iPad？是直接写还是做PPT？要不要打印机？彩色的还是黑白的……”
但演练开始后，实际情况和他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此次演练以某高原国家发生强烈地震为想定，在推演中，中美两方的指挥协调小组需要根据受灾面积和人数估算出配给的饮用水吨数。
坐在评估席上的孙志发现，美方既没有做PPT也没有用打印机，而是站起来就说出了200吨这个数字。
“他们的想法其实是，我完全不在乎你给我什么作业条件，能算出数来就行！演习就是真正在打仗啊！”孙志后来还发现，“美国人都是站起来直接说结果，我们这边习惯先解释一下是如何推演的，然后再说结果”。
实际上，由于美军经常接受实战洗礼，“高效”是他们最基本的要求。“他们的汇报简洁果断，指挥官等着你算出来的结果作判断，现场救援人员也在等着指挥官发号施令，一连串的流程都必须争分夺秒。”孙志看明白了他们的“套路”。
而美军更深的“套路”是一本厚达200多页、适合多国协作救援减灾的SOP标准作业程序。美军各个协调小组的成员和指挥人员早已默认这套程序中的作业方法，“所以他们不需要教你怎么做，每个人只需要说明自己想要的结果”。
在指挥所里的孙志逐渐摸清了美军的思路，另一头，身在模拟废墟救援现场的破拆组组长李怀红也注意到了类似的情况。
“美军定人、定岗、定装，非常专业。”李怀红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解释，美军在救援现场的作业流程也严格按照程序来，特定的岗位配备特定的人，特定的人配备特定的装备。“比如用无齿锯的人就只管用无齿锯，切割完就离开。其他人都不能用他的装备，需要用到无齿锯的时候只能这一个人来操作”。
那么，该如何看待这种程序化作业呢？美军对程序的严格执行引发了孙志和李怀红的思考。
“不可否认，标准作业程序可以克服人的差异，这是它的优势。”孙志说。但同时，他们也发现这种方法缺乏灵活性，李怀红想，“如果几个地点同时需要用无齿锯，却只有一个人有使用权，大家就只能等他了。”
联演在进行，大家也在摸索，标准化和灵活性的“度”到底该如何把握，“我们希望可以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救援减灾的标准作业流程。”孙志说。
“兄弟，这回你丢人丢大了”
除了指挥和作业方法的差别，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和美军在一起训练的李怀红还遇到了其他“不可思议”的事情。
联合演练废墟现场摆放着几根水泥管道，供中美双方练习“狭小空间破拆”。训练中，李怀红和一名美军士兵分别钻进一根管道作业，“结果对方才钻进去就出来了！那名士兵说挤得太疼了！”
这不是李怀红第一次和美国士兵一起进行“狭小空间破拆”训练。早在2013年，他曾前往夏威夷参加过该系列中美联演。当时美军的管道直径80厘米，李怀红进行破拆的管道直径60厘米。他说：“再疼我也得完成任务，出来发现衣服都磨破了，不过好在比美军动作快一点。”
通常情况下，军人在执行跨国任务时，不仅肩负使命，也事关荣誉，甚至是国家形象。
所以当那名美方士兵因为疼痛放弃任务时，他的上级走上去拍着他的肩膀小声说：“兄弟，这回你丢人丢大了。”
李怀红和战友无法理解这种行为，“我们绝不会这样。”他说。
2015年4月，尼泊尔发生里氏8.1级地震，第14集团军某工兵团地震救援队首次以中国军方的名义参与到国际抢险救灾中。来到震区，中国救援队被分到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救灾难度最高的区域进行作业。
一个名叫拉姆的尼泊尔小伙子告诉中国救援队，他的哥哥就埋在一栋倒塌的楼房下面。“当时其他国家的军方救援队都拒绝搜救。”李怀红和战友张云胜非常清楚，那里的救援难度和危险性都很大。
来到现场后，他们看到，一栋高7层的楼房完全倒伏在地上，根本分不出楼层。当时救援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拉姆的哥哥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可我们是穿着军装出去的，外国老百姓找到我们，只要有一点儿希望也得试试。”李怀红回忆说。
他们用了23个小时才把拉姆的哥哥找出来，参加救灾的该团副团长高朝宁回忆，当时下着雨，整个过程引起了当地军民的持续围观，“大家都知道这几乎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
最终李怀红发现了拉姆的哥哥，但他已遇难，“可能是出于求生的欲望，他用力把胳膊伸出了缝隙，手里还紧紧握着手机”。
带队副团长陈代荣下令放弃机械作业，让大家徒手清理压在拉姆哥哥身上的渣土。“最后一程了，我们应该让他走得有尊严。”陈代荣说。
找到拉姆哥哥的第二天，李怀红的母亲终于打通了他的电话，她在电视上看到儿子在尼泊尔救灾。“你怎么什么都不戴就钻进去了？！”老人家焦急地问。为了钻进狭窄的缝隙寻找拉姆的哥哥，当时李怀红不得不取下安全帽等护具。
有人问他，这样做值得吗？
“安全意识”和“血性”冲突吗
李怀红所在的这支国家级地震救援队自2003年组建以来，先后参加了汶川、鲁甸、彝良和赴尼泊尔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等14次重大任务，成功抢救幸存者16人，排除险情700余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近万人。
“救人就是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孙志说。
“确实有一些国家的军队不愿意上，他们认为不上是他们的权利，但这不会影响到我们救人的决心。”李怀红说，“我觉得军人还是应该有血性。”
在此次中美联演中，李怀红注意到美军的安全意识非常强，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保障，他们就不会行动。而孙志总结中国军人的做法是，在安全有保障的基础上，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绝不放弃。
但同时孙志也强调，有血性并不代表蛮干，“以命换命”应该是建立在高超的救援技术上的。
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中，李怀红和战友曾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7名被埋在废墟下的小学生。
“当时孩子就在下面喊救命啊，哪怕只有一点希望也得下去。”他说，“我下去前对战友说，如果我出不来，我妈你帮我照顾。”
如今，这几个孩子都已经上大学了，还和“解放军叔叔”保持着联系。就在前不久，李怀红还收到了孩子们发来的近照。他说：“如果非要说值不值的话，现在看见他们笑得那么开心，就觉得什么都值了！”
在孙志看来，外国军队或许很难理解“人民子弟兵”和“人民”的感情。
此次联演和美军的交流中，他们谈到了救援军队“撤离和交割”的问题。孙志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点“蒙”。
“不同国家的军队和老百姓相处的方式不太一样，他们把人救上来就走了，而我们还要帮老乡收麦子、盖房子。”孙志说，“外国的军队文化里，没有‘人民子弟兵’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