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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推进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坚持这一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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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城市社区居委会在服务居民群众、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居委会建设情况已成为衡量治理能力、民主法治水平的重要指标，深刻地影响着在城市生活的每一个人。近年来，在推进城市基层社区建设过程中，虽然居委会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一是行政化倾向严重。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积极推动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向社区延伸，这一改革措施提高了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方便了广大居民的生活。但是，大量本应由政府承担的事项涌入社区，致使以居委会为代表的社区组织不堪重负，疲于应付。
当前，除了社会治安、社区矫正、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等法定事项外，部分政府职能部门打着“工作进社区”的旗号，把很多居委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任务转嫁到居委会，在社区层面形成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局面。调研发现，在有的地方，社区承担的工作职责一度达到270多项，涉及40多个政府职能部门。不少地方将违章建筑拆除、消防、安全生产、黄标车治理、鞭炮禁放等一些本应由行政执法部门负责的工作交给社区，其中多数工作由居委会工作人员完成，导致本应带领居民开展自治的居委会根本无暇顾及主业。
另外，为了让居委会把行政任务落实好，基层政府和有关部门还不断加大考核检查力度，很多社区一年要承担几十项评比考核、建立上百项台账。当然，居委会“行政化”问题不是没有引起官方关注，也不是没有提出过解决方案，但迄今为止，居委会去“行政化”的努力少有实现预期标的——居委会承担的行政任务有增无减，居委会也越来越像“小政府”。
二是居民参与程度低。分块切割的居住形式使居民生活趋于疏离、隔绝、冷漠，人们在社区内不再“守望相助”，而是走向了“个体化”。不少社区居民，特别是部分新建小区居民，对社区事务不够关心，参与热情不高。由于工作任务重，不少中青年很少参与、过问社区事务。即使居委会选举的投票率也不高。在一些地方，召开社区全体居民大会讨论公共事务已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在社区居住的党员领导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很少发挥示范作用，参与社区治理。有的精英人物，经常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但很少在本社区带头参加活动，不愿意成为“社区领袖”。如果居民缺乏参与热情，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难度就可想而知。
三是法治建设滞后。以《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例，这部规范社区治理的最重要的法律制定于1989年，27年来，城市的发展翻天覆地，城市人口已由3亿增长到8亿，居委会的工作内容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这部法律一直没有修改，导致多数内容不适应现实需要，无法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足够法制保障。
推进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应当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增强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功能和服务功能，增强其对社区居民的凝聚力。
首先，必须重申居民委员会的基层自治组织属性。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推进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坚持这一定位。
其次，要在体制机制上使居委会“复位”。实践证明，居委会“行政化”的一个核心原因在于其在人事、财务上对基层政府或者政府派出机构的依赖。因此，破除居委会“行政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要使居委会的人、财、物相对独立。对居委会干部人选要坚决尊重居民的提名权、选举权；在财政保障上，法律要明确政府的保障责任。居委会当然有协助政府工作的义务，但这些义务需要依法厘定。尤其是要建立居委会协助政府履职的“清单”，禁止将由行政执法部门承担的事项转移到居委会。
考虑到居委会“行政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区工作人员角色不分，承担领导核心作用的社区党组织、发挥群众自治职责的居委会和承接政府行政事务的社区工作站“三块牌子，一套人马”， 今后在体制上应当考虑居委会人员的相对独立性，至少应当有专人相对集中处理居民自治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探索居委会工作人员与业主委员会成员交叉任职，尽量避免所有居委会成员兼任社区工作站成员。
再次，完善法律也至关重要。当务之急是修改完善《城市居委会组织法》。这部法律颁布实施27年一直没有修改，已经无法为新形势下的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提供保障，这也是居委会日益偏离其定位的重要原因。在法律修改时，要根据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完善居民委员会自治功能的实现、保障、监督机制，对居民参与制度、居民代表制度、居民委员会选举制度、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等社区其他组织的关系等都作出规定，从而使居民委员会始终坚持社区居民的代言人角色，在推进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