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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城里拍证件照，孤独的牧羊人塔洛遇到了理发店女店主杨措，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爱情”。塔洛卖了别人的羊，把全部所得16万元交给心爱的女人，却遭遇背叛人财两空，单纯的理想被残酷的现实打破。
以藏区为背景，全藏语拍摄的电影《塔洛》改编自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同名短篇小说，用黑白画面、80多个固定的长镜头，讲述了一个“身份寻找”“身份认证”以及“身份迷失”的故事。在西宁、兰州、拉萨等藏族聚居地超前点映半个月后，从12月9日起《塔洛》以“限量上映”的发行方式，成为第一部进入院线放映的藏语电影。这也是抱得“金鸡”“金马”归来之后，万玛才旦的作品第一次被推广至国内院线。
“塔洛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
派出所里，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子正在向好奇的民警展示他超强的记忆力——用念经式的语调和换气方式一口气背完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一扭头露出了脑后的小辫子。小辫子是他的标志，甚至是他的名字，大家早就忘了他的真名塔洛，连他自己听到这两个字都觉得好笑。
从没离开过家乡，塔洛不知道身份证有什么用。他知道自己是谁，并认为自己是个好人，但是现在他被要求办个身份证来证明自己的合法身份，去城里的照相馆拍证件照，遇到了向往着西藏之外的大城市，饮酒抽烟的时髦藏族女郎杨措，纯净的生活状态瞬间被欲望打破。当失去一切，又变成自己观念中的坏人之后，塔洛在大山环绕之中，坐在摩托车上的身影变得更加孤独。
把一个藏区家喻户晓的喜剧演员变成一个地道的牧民，让一个专业歌手一张嘴就跑调——不同于前几部作品起用藏区非专业演员还原各自的生活，《塔洛》的男主角选择了在藏区非常有名的喜剧演员西德尼玛，而女主角杨措也是知名的藏族歌手和演员。在万玛才旦心里，塔洛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物，但他内心那种比较细致的东西需要专业演员来呈现。
西德尼玛吸引万玛才旦的，是“他身上一种跟塔洛比较接近的气质”。根据剧情要求，选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有一条在藏区很有名的辫子，几乎是他身份的标志，就像塔洛。和塔洛一样，在这部电影里西德尼玛也经历了一次“失去”。万玛才旦跟他讲，演这个角色到最后要把象征信仰的小辫子剪掉，当时他沉默了，说要想一想，“过了一天又见面，他说，为了艺术，就作一次牺牲吧。拍完剪辫子那场戏，西德尼玛说，他当时心里流泪了，这个辫子他留了17年”。
至今，《塔洛》已经参加了威尼斯电影节等国内外数十个电影节，斩获了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亚太电影大奖最佳摄影奖、东京FILMeX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中国独立影像展最佳影片奖等13项大奖。载誉而归的同时，也收获了业界好评，被称为“用极端的黑白影像素描出一个时代的逝去”。
在万玛才旦的电影里，几乎没有一个特写镜头。这一次，他又把形式感发挥到极致——黑白、全部固定镜头，“这是一种形式，也是人的生活状态决定的，因为塔洛是个孤儿，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环境里，基本上跟外界没有什么关系，他的世界就是‘非黑即白’的”。在万玛才旦的镜头里，那个孤独的小人物在传统原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踌躇迷惘，片中处处涌动着面对变迁的幻想、角力和阵痛。
主人公塔洛并没有一个特定的原型，他只是某一天忽然闯进万玛才旦脑海里的一个留着小辫子的40多岁的男人。“但是类似这样的人物在藏区带有普遍性，有人看了《塔洛》之后说，我们那就有那样的人”。
“塔洛”一词在藏语中被解释为“逃离的人”，现代文明对藏区的“进入”片中无处不在：街边店铺的招牌，照相馆和理发店墙上的明星照片，理发店抽烟喝酒留短发的藏族姑娘，照相馆里拉萨、北京、纽约不断变换的背景幕布，片中多次听到却不见声源的收音机或电视节目的声音，KTV包房中的镭射灯、酒瓶、汉语歌曲，藏族说唱歌手的音乐会，这一切，带来的都是生活方式与思考方式的改变。
在《塔洛》的电影海报中，镜子中折射出的楼宇与放羊的牧区，孤独的羔羊与高楼大厦，看似不相容的两者形成鲜明对比。不拘泥于藏地固有的文化语境，万玛才旦在这部影片里转向于探讨人在更宏大的境遇改变时所产生的身份认同焦虑。
“塔洛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塔洛的身上有我们每个人的影子。”万玛才旦说，从一开始我们就希望影片传达的东西超越民族和地域的局限，被更多的人感知，被更多的人理解。
“下山之旅”
《塔洛》以黑白影像呈现，记录主人公的“下山之旅”。影片没有藏文化电影中常见的铺天盖地的大全景，而是在一帧帧非黑即白的固定长镜头画框内继续着导演本人关于“固守”与“还俗”的推衍。
塔洛骑着摩托车蜿蜒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这样的场景在万玛才旦以往的电影里不止一次出现，以西藏为背景，却又将“西藏元素”淡化，打破了人们对于西藏的惯常想象。
在万玛才旦看来，那些风靡一时的藏族题材电影很多很“好看”，却不藏族，“他们只看到了树的枝干叶子，没有看到根”。万玛才旦总是用最日常的眼光在打量藏族文化，他说，将自己电影里的西藏元素剥离，其中的价值仍然成立，他要阐释的是人性，是情感。
十几年前看到万玛才旦的作品时，导演贾樟柯曾说：“第一次看当代的藏族导演把摄影机放在普通藏族人的日常里，让我开阔了眼界，不是说多奇特的藏族奇观，而是把另一个与我们共同生活的民族展现了出来。”
“《塔洛》讲的就是一个人的命运，讲他在身份的寻找过程中的际遇。人物处在那样特殊的环境之中，你要透过这些环境来表现这个人物，来凸显他‘存在’的状态。”为了刻画塔洛一个人在山上生活的孤独，剧组拍摄特别选在春天，草原上草还没长出来，风很大，那种光秃秃的感觉，就是塔洛的生存状态。
“我不是在拍风光片，肯定以个人的表达为主。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倾向的地方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我只是倾向以藏人为载体，反映他的一些情感、一些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需要依附于他背后的文化，但我会尽量避开风光、民俗这些东西，把关注点放在人物本身。”万玛才旦说。
《塔洛》的每一处细节、每一件器具都在画面中默默完成着导演的设计，这是万玛才旦独特的表达方式，“我的电影不会用来拍摄那些雪域风光，藏文化对我影响很深，正因为熟悉，我才不会把关注点放在那些表面上”。
万玛才旦1969年出生于青海安多藏区，是一位熟练掌握汉藏双语的创作者。2005年，他的第一部电影《静静的嘛呢石》就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其执导的“故乡三部曲”《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曾陆续斩获了国内外20多个知名电影节奖项，被誉为藏族母语电影的开创者。
但万玛才旦从来不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尽管他至今执导的5部电影都是藏族题材，“很多人会认为我的作品是拍给藏族人民看的，或者是拍给外国电影节看的，其实无论是在创作之初还是在后期制作当中，我从来都没有对受众有一个提前的预设，我希望我的电影能让所有人都看懂”。
“《塔洛》是在我的家乡青海拍摄的，所以选择先在家乡提前点映，这一刻对我来说特别重要。”万玛才旦有着浓厚的“故土情节”，到现在为止，他很多直接和间接的创作经验都来自故乡，来自生长的这片土地。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青海多元的文化碰撞深深影响了他的创作。手捧金马奖杯发表获奖感言时，他特别感谢了故乡给予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这种灵感这种营养是多方面的，包括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和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因为是藏语电影，没有明星加入，也没有很大的制作规模，《塔洛》被市场归为“艺术电影”，但万玛才旦并不在意：“一部片子制作完成后就不需要做太多个人的解释，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会有自己的独解，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由接受的状态。”
再也回不到从前
电线杆近在咫尺，山上的牧羊人小屋却只有一盏油灯，塔洛抱着录音机听拉伊（藏族情歌）。与山下女人的结识，让他平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生存状态，孤独开始有了疼痛的感觉。遭遇城市与现代的洗礼之后，再也回不到从前。
万玛才旦曾说，人很难事实性地回到故乡，在他的小说或是电影里，人物多是悲剧式的结局。因为有过放羊娃的亲身经历，他对塔洛的孤独有着切身感受。小时候常常一连20多天一个人在山上放羊，某种程度塑造了他内在的孤独与悲观，“但好在我还能读书，不像塔洛，只能抱着录音机听情歌”。
离开家乡十几年了，万玛才旦至今保留着吃糌粑喝奶茶的藏族生活习惯，还会从家乡带回牛肉来做手抓肉。“有时候我也是塔洛，也会反思自己的身份，区别在于塔洛没有走出来，我走出来了，在这样一个跟以往不同的环境里面，反思自己的处境，反思自己的身份。”对万玛才旦来说，拍电影，离开家乡来到北京是必然的选择，“电影是一个工业，后期制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有的资源都在这里。但如果只是文学创作，我更愿意去小地方，甚至回到老家的村子”。
在第7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万玛才旦带着《塔洛》去给世人展现一个新鲜但稍显慌乱的藏地，电影里没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白云，更多的是现代化建设给藏区带来的变化。展现自己故乡的困惑，在不经意间已经成了他的宿命。
在藏区长大的万玛才旦，关于电影的记忆大都来自儿时村庄里的露天电影《地道战》，或者黄河边水电工程队礼堂内部放映的《摩登时代》，后来上初中到了县城，看电影的机会多了起来，但他始终觉得小时候家里那一箱每天必翻的连环画才是他最早的电影训练。
上世纪90年代初，万玛才旦开始陆续发表一些文学作品。10年后在北京电影学院，他一直以来遥不可及的电影梦终于成为现实。2005年，他的第一部长篇作品《静静的嘛呢石》问世，讲述了一个小喇嘛回家3天的故事。这部全部用35mm胶片拍的电影，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上世纪90年代的藏区，是万玛才旦熟悉的故乡。在片中，我们看到的藏区一片荒凉，单调的生活中，一个普通家庭每日挣扎着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压力。
在万玛才旦的电影里，电视机、电脑、不在服务区的手机这些大众媒介不断进入藏区，在他看来，这些元素对人的影响，对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很难说想拒绝就能拒绝，“它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很难改变的，大家意识不到，但意识到的时候，其实已经完全改变了”。
在万玛才旦看来，塔洛的遭遇反映了当今不少边远藏区年轻人的现状，他们被从未体验过的现代文明吸引，却不知如何处理这种新奇，近几年他们总爱唱着《走出大山》一类的歌曲寻找未知的生活，但又躲不过内心对自己原生状态和传统文化的认可，最终在矛盾中迷失自我，“以后可能就没有像塔洛一样的牧羊人这个职业了，迫切往外走的年轻人把荒芜的草地留在身后，但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比塔洛幸运，能找到自己的爱情或者新生活”。
“故乡很多东西在不可挽回地失去，每回去一次，这种感觉都更强烈。在表面平静的生活之下，藏区传统与现代正在胶着渗透，然而，这是它的真实变迁。正是看到了这种变化，我更不愿再过多展示风光、传奇，我希望对这个民族、这片土地的理解更深邃些。”万玛才旦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吴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