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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1至4卷中收入的158篇文章，有92篇写于延安土窑洞里，占总数的58%强。自从到达陕北后，这位伟大的思想者在黄土高坡上以其“心灵脚步”一直在巡视着、漫游着、追索着。
延安的山沟里孕育出了集理论之大成、显实践之巨观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标志着作为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得到全面发展而臻于成熟。正是有了闪烁在这土窑洞里的思想灯光，延安才会有如此强大的磁力，让成千上万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的青年的情感罗盘的指针不由自主地指向这个方向。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领导“人民共和国”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清楚人文思想是人类全部文化总和中最有价值、最核心的，因而紧抓不放，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文化目标、文化政策。这一时期，延安先后成立了解放出版社、新华书店等图书出版和发行机构，出版了一系列革命图书；创办了《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共产党人》《中国文化》等报刊，宣传先进文化；建立了新华广播电台、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等，让共产党人在延安发出的思想先声，不仅缭绕于巍巍宝塔，更传播到一个个解放区，穿透到大片国统区。
上世纪30年代，陕甘宁边区所辖区域仍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普通民众90%以上都是文盲。1936年，访问陕甘宁边区的美国记者斯诺认为，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但文明是报晨的大鸟，在黝黑的夜里能为曙光的到来而讴歌；文化是辉煌的光波，能引导人类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把国民教育摆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来抓，在教育立法中最早着手的就是小学教育立法，想方设法地让孩子们有书读。诚然，“有学可上”是好事，但抗战时期的特殊情况和边区农村分散的特点，导致真正能够跨入学堂之门也并非易事。为此，边区政府结合各种工作和斗争的需要，照顾边区群众的生产生活习惯，因时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多种形式，把教育与群众的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仅从1937年到1939年两年间，小学生人数就增加了10倍；到抗战结束时，教育经费已经占到陕甘宁边区总收入的30％。
党中央在陕北期间，仅在延安先后创建了30多所高等学府和职业学校性质的干部学校，包括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院、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学院、医科大学、延安大学、民族学院、延安外国语学校等。这些学校为中国革命培养了5万多名人才，其中许多学校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知名高校的前身。
滚滚延河水与宁静的宝塔山如此妥帖地结合在一起，河里，流水东逝，奔波不息；宝塔，骄视前方，默默无语。处在万山深谷之中的延安城，除了党政军机关，学校是城中最重要的组成，是最显眼的所在，一道道山里、一道道水畔都可以听到青年的郎朗读书声。
13年间，延安以海纳百川的情怀接纳了一批批知识分子，同时也接纳了一种人类的公共精神价值，许多艺术家通过血与火的洗礼脱颖而出，涌现出了冼星海、贺绿汀、张寒晖等蜚声中外的音乐家，培育了丁玲、周扬、周立波、周而复、刘白羽、何其芳等长期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偶像级人物。他们的灵魂深处都有一个萤火般的光亮，那是他们的浪漫理想和对自己、对国家命运的憧憬。他们用自己不屈的思想为风雨飘摇的国家点燃希望的曙光，创作出《白毛女》《黄河大合唱》《八路军进行曲》《生产大合唱》《南泥湾》《王贵与李香香》《荷花淀》等一大批体现民族文化生命的经典，而且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也为延安这座古城注入了红色元素。
思想这面铜镜，总是靠岁月擦拭来现其光亮。延安时期培育的“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基因，不管承受了何等风波依然健在，不管历经了多少次坎坷依然历久弥新。这种凤凰涅槃没有侥幸和偶然，而是由时间铸成了一种坚韧无比的必然。
顾伯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