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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海南岛的上空跑着多变的云彩，迎面涌来穿拖鞋喝奶茶说笑的学生。他们一大早跑到图书馆占座，黄昏里围着遍地污水的小食摊举着麻辣烫，考试前在蚂蚁行迹遍布的草地上呼号背书。教师王小妮对这样的情景印象深刻。
当他们变成学生名单上黑乎乎的一片名字时，王小妮仍然记得许多生动的面孔和细节。从2005年到2012年，海南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中，有1000人的名字，出现在老师王小妮的名单里。
在上课的间隙，王小妮随手记录下学生们的有趣瞬间，写了《上课记》和《上课记2》。书的前部分，写的是80后大学生，到了书的结尾，已经进入90后。“轮转不停的大学，就是铁打的营盘，总有年轻的生命带着小动物的纯真和热情，手里握着最未知又最不愿荒废的四年好时光。”
王小妮在书里写道：我想试试，在后一代人身上，理想主义还有没有最后的空间，在21世纪中国，一个偏远的海岛上，一个最平常的教育机构，一些平民百姓的子女，是否能让他们在18岁的时候见到那闪光的片刻乍现。
10年之后，这些学生陆续走出校园，进入社会大课堂。今年7月，王小妮邀请学生写走出校园后的境遇，汇集成《我们来自“上课记”》，附在新版《上课记》的结尾。
如今，有人在大城市挣扎；有人在远方种茶；有人学会了经营；有人没放弃追逐。有评价说，生活把他们雕刻成迥异的模样，从偏安一隅的海岛出发，在秉性、财富、视野和底线上寻找各自的方向。
上课了
王小妮走进教室，头顶排列着冷光的日光灯管，风扇狂转，被满堂的陌生人望着。“走进去，一屋子的人瞬间安静了，那种静的后面有某种又排斥又陌生的阻力，像就要撞上之前，互相谨慎审视着的两块冰。”诗人王小妮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多年后回忆起来，每个新学期的开始仍是她最难忘的校园片段。
时间让冰开始融化，胸前抱着新书的学生在这间教室度过65个课时，然后四散到校园的各个角落，再然后，四年一眨眼，各奔西东。
2006级这一班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农村，70％从来没进过电影院。80个人中，进过剧场的只有两个，不是看歌剧话剧实验剧，而是看地方戏。当年的一个学生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们平均每个月的生活费是500块，全班只有4个人超过了800元。
王小妮扎着马尾辫，穿素色衣服，背个布袋子。最初讲授写作课，后来改成讲诗。但“念一个菜谱似乎比念一首诗更受欢迎”。在一个读食指的诗歌《相信未来》的下午，一个女生问王小妮：“老师，你相信未来吗？”王小妮说：“我不信。”她说：“我信，我什么也没有，只有拼未来。”
有次课上谈论各自喜欢的电影，学生邓伯超站起来说，他最喜欢的电影是《古惑仔》，有同学笑了。王小妮说，如果有人说喜欢《泰坦尼克号》和《霸王别姬》，教室里一定很安静。学生们好像没想到来自四川乡下的邓伯超会提到没什么“艺术品格”的《古惑仔》。
如今，在西安周边的荒郊野外，毕业6年的独立导演邓伯超在拍摄一个定格动画。一间厂房，300多亩的院子，周围只有汽车路过发出的鸣响。他至今记得《古惑仔》带给自己的三样东西：耿直、够狠、讲义气。在还不懂得其他道理时，这三点成了他的人生准则。“够狠，是对自己狠，舍得拼，更野蛮，不带伤害性的。”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读书期间，他拍的纪录片获得大学生电影节的奖项，别人让他多参加电影节安排的活动，他说：“好几百一晚的宾馆，那种生活不属于我，我不想和富人站在一起。”
毕业那年，他跟老师说，一听谈钱就恶心。邓伯超放弃了和一家省电视台签约的工作机会，跑去海南儋州，拍摄客家生活的纪录片，那个颓败的小镇子上还残留一座茅草丛生的电影院。机器是从学校借的，他一边说话一边在手臂上写备忘录，一片青蓝的圆珠笔印记，成了“邓氏文身”。那会儿，他还留着长发，骂很脏的话。
王小妮说，这个四川农民的后代身上奔突着粗粝亢奋的生命力，和他的文字一样。《上课记》里曾记载一段他写的信：有一次，半夜的时候父母打架，爸爸说我妈妈不忠，喊我妈妈赌咒，如果没有跟别的男人有染的话，就砍掉自己一根手指。他们一人砍掉了一根手指。我们过去的时候，他们把门窗全部关严了，拿着菜刀在里面吵，地上放着一个菜板，上面有两根手指头……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一回到家里就觉得好冷，很害怕，特别得怕黑，现在都怕黑。但是我还是鼓足了勇气，敲碎了玻璃，跳了进去，跪在地上，跪在玻璃上求他们，他们没有理我，继续吵。
王小妮说，一想起邓伯超，就能看见他黑黝黝的笑，他的笑里也没什么轻松的内容。像他这样，小地方出生，生命力旺盛又怀揣梦想的人，不在少数。
课堂有时会让人暂且忘掉生活的沉重。在王小妮的课上，他们“像自由的小鸟一样飞出去”，在草坪上读诗；想象如果被关禁闭，会在墙上写“我们是有老鹰梦想的麻雀”；他们讨论什么是“诗意”，有人说阳光恰好照在几棵树之前，细细的金粉似的直扑在脸上，树叶的绿，空气的跳动，是一种诗意。
最初，这些刚刚经历高考的年轻人，总是希望王小妮给出一个准确固定的模式，比如怎么开头、怎么结尾、怎么写对白。王小妮却说，她的目的就是消灭模式，时刻做一个有准备、有头脑、有创造力的人，不是要造八十块标准的红砖。
令她高兴的是，收到邀请记录毕业后境况的同学，不再像当初那样喜欢追着老师问，该写什么？这样写行不行？他们的回答很简单：我写。
在教书期间，王小妮免不了陷入一种矛盾，她一边启发学生关注埋藏着的鲜活现实，一边担心他们被社会吞没。她在书里写：我也很清楚，他们眼下最想要的就是怎样就业，怎样顺利轻松地融入这社会，怎样过上最好的生活，我不能给他们这个……他们又太需要成功了，这成功甚至应当最快速最简捷地获得。而我自以为能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影响他们，结果会不会恰恰相反。假如，他们真的接受了我的影响，一旦离开这间教室和大学校园，很可能瞬间就被现实击溃。我的所有心思和努力，也许正在让他们变成一个个痛苦的人。
下课了
“毕业这些年都好难啊。”接到王小妮的私信时，“北漂”姑娘何昕鼻子一酸。几个月前，她刚刚辞职、找工作，账户剩下的钱不多，马上要交三个月的房租。她害怕给家里打电话，连换了工作也不敢告诉父母。因为浙江小城里的家人催她回家的频率越来越高了。
“我还在为一种可能性挣扎，一旦回老家这种可能性就完全没有了。”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小妮印象里的何昕自信、特立独行，匆匆走进教室的步伐有点英雄气势。她本科期间去台湾交流，后来又到香港读研究生，毕业后来北京做记者，感受着不同的城市节奏。
半夜坐末班北京地铁回家，何昕经常成了最后一个出地铁站的乘客。在香港的时候，她觉得那样挺酷的，但现在觉得有点儿孤单。
尤其在出租屋的夏天夜晚，八点左右，大爷大妈们开始在楼下跳舞，小孩子出来放风，能清晰地听到他们的交谈和打闹，混合着楼道里传来做饭的声音、洗碗的声音，一切都太熟悉了，“这个通感一下子把你带回了家。”何昕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是她在北京最孤独的时刻。
刚进大学那会儿，她跟王小妮说，在大学里能学到什么，将来能做什么，自己心里一点儿也不知道，很糊涂。现在，她仍然迷茫，在学校知道努力会有相应的回报，一出校门，这个法则不再有效。就像用错误的姿势跑步，越努力、跑得越远，人越累、越受伤、越难过。想要的结果遥遥无期，努力无效，挺幻灭。
有人沮丧地记录新生活：在求职公寓里排队洗漱，路边匆匆买点早餐赶公交，车流缓慢，又急又绝望。下了班不知道该去哪，周末主动加班，这样就不用无聊地窝在架子床上。空闲的时候，走在城市的著名景点，一坐就是一天。脑中常常浮现“梦想”这个词，也只是无奈想想。工作上经历几次匪夷所思的事情后，不再对同事掏心掏肺，沉默而安全。
慢慢地，也学会了一些工作中的套路，和同事的关系不冷不热，经常一起约吃饭却不说一句真心话，工资涨了不少，租的房子也换了几次，每天上下班打车也不心疼，可是仍然觉得不高兴。不想承认，逐渐变成了自己不喜欢的那种人。
有人毕业后选择留在家乡，赶上县城国企改制，在文秘职位上工作两年，酒量见长，公司前身遗留下来的复杂关系令人不胜其烦。专业和工作严重不对口，小县城催婚现象严重，同学开始生二胎。
何昕有一次给父亲打电话，说自己正要回家。爸爸问，“你回哪个家？你的家在这儿，你现在住的地方叫宿舍。”那时，她正站在车水马龙的地铁站，周围很吵，但这句话狠狠地击中了她。“我知道父母害怕失去我，也害怕我至此踩不对传统意义里‘人生的节奏’。”
何昕的学姐卫然早几年经历了这种生活。在一家自己感觉格格不入的体制内公司里，卫然怀疑自己患上轻微的抑郁症，暴饮暴食，又因为长时间不正确的坐姿得了腰椎间盘突出。“每天像一团乌云一样在那栋光鲜明亮的大楼里飘过。”
后来她终于甩手不干，开始拥抱互联网企业，在业务上有极大的话语权，同事关系亲密，全球飞，每天接不同的猎头电话，以1.5倍～2倍的薪水挖人。买了房和车，养两只猫，明年准备结婚。
卫然对自己的状态满意，虽然也会操心换学区房、操心换更好的车、操心给妈妈买更高档的羊绒衫，但她对未来充满信心。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这一切归功于移动互联网，给了她新选择和更多机会。
她上大一时，人们还在讨论用不用彩信，第二年，智能手机就席卷而来。王小妮观察到，2005级刚入学时候，很多学生没有手机。到2008年，有人开始在课上拿出手机，即时上网，大家挺好奇。到2010年，好像没有不用手机的学生了。“表面上看是一个物件的变化，它带给人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这与上一代人完全不同。王小妮说自己19岁那个夏天，正在农村插队，在谷地里拔草，只知道干农活真辛苦，丝毫看不见未来。
她说，现在的90后复杂多了，“我不相信”在上世纪70年代末是一句好诗，现在“我不相信”已经是常态，是现实。为什么90后招来的批评者不拿这些年轻人和自己的同龄时期去对比？“茫然”和“盲从”两个境界完全不同。当时的年轻人和现在年轻人的最大区别恐怕是前者更容易为某个目的而舍弃自我。
也有某些东西随着时代在流失。“人们习惯消费线上的视频、音乐、社交，文字已经被人类忽略很久了，像我爸爸和王小妮老师那代人上大学时，拿着手电筒作诗，同学之间分享看到的好书。”卫然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文字的力量是他们教给我的，是神圣的，是要坚信的。”
她在省会城市长大，父辈接受过高等教育。今年，她又回了一次学校，依旧椰风海韵，学生们走着走着还是会被掉下来的椰子砸到。学校水果街卖水果的阿叔仍然是十年前的那位，招呼人的方式一点没变。
毕业后，卫然去考吉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面试时，考官问她什么是诗意，这是王小妮的课堂上曾经讨论过的问题。
当时，课堂上窃窃私语，她知道，“诗意”在学生们的理解中常常就是肉麻，是虚假做作，是空泛抒情，是舞台上耸动的表情手势和朗诵腔，长长的人的一声“啊——”。
等上完课，很少还会有人这样觉得。在紧张的研究生面试考场，卫然给出的答案是：诗意是针尖上的蜂蜜。
“少，转瞬即逝，也不一定被人看到，但它在那儿，你就觉得特别美好。”在深夜回家的路上，卫然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我以后肯定让我的孩子读读诗。”
卫然顺利地考上了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这是我教书七年来，直接被派上‘用场’的唯一事例。”王小妮表示。
诗与远方
王小妮曾经布置过一道作业题——写写“你的梦想”。最后以一个班102份作业作统计的结果是：梦想去旅游（流浪）的20人，占20％。梦想隐居11人，占11％。其他如健康舒适安宁11人，开小店9人，更自由更公正地生活4人，有一份工作的3人，有爱情3人，自在随便3人，活出自己3人，敢拼敢闯自主创业2人，说不清楚4人，等等。
以王小妮的归类，保守退却逃避的选择占了95％。当大家捧着毕业证走出校门时，谋生存的还是占了大多数，除了晏子。
“读大学的时候一直都处于矛盾的状态，一边是父母和社会的期待、价值观，一边是自己的感受。而我一直都不太能违背自己的想法，反正兜兜转转最后还是会走自己想走的路，还不如干脆一点的好。所以既然在大理的茶场待得那么开心就回去了，工作是一定会有的，我从来不担心这个。”
在与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聊这些的时候，晏子正在大理照顾宝宝，偶尔去参加朋友的晚餐或派对，教教外语。
她刚和房东谈下了长期租赁合同，决定对院子做些改动，拆掉派不上用场的柴火灶，建一个适合身高1米88的先生能顺手干活的厨房台面，把鸡舍改成宝宝的游戏室，以后能一边做饭一边看着他自己玩。
这房子不属于晏子，但住进3年之后，他们已经把它填满了。先生酿酒，做培根、香肠、火腿，她负责烘培，种菜种花。
王小妮说，晏子走的路又边缘又果敢。当年，大四学生耗在图书馆里憋论文，她抬腿就去了大理的山上茶场，好像没什么能难住她。
刚考上大学的时候，因为看父母在田地里干活实在太辛苦，一收到大学录取通知，晏子就把户口迁到学校，属于她名下的农田就被收回去了。王小妮说，晏子并不像多数出自乡村的学生那么向往都市，反而总是被泥土召唤，从一个乡间来到另一个乡间。她有时在微博上看见晏子发的图片，阳光照在洱海上或是什么野花，会打开图，多看一会儿，想她的心境应该比挤地铁的白领们平静安详吧。
王小妮把晏子的故事讲给最后一届的几个学生听，他们说：“学姐真有行动力。”“她想了，就去做了！”“多美呀，虽然我做不到。”
生活底色
王小妮一直觉得余青娥是她的朋友，不是她的学生。
课间，她俩靠在楼道的栏杆上吹海风，那天是2008年10月22号，余青娥说，她父亲在福州收废品，最近受金融危机影响，收购价格大幅下降，来电话说赚钱更难了。
余青娥在外地打工的父母一直到年三十晚上，才带着在城里上小学的弟弟赶回老家，她还在屋子里就听出了踩过雪地的脚步声。当时，天已经全黑了，弟弟进了门就脱棉袄，脱得热气腾腾，他解下贴身捆扎的两条鼓鼓的长丝袜，里面塞的全是钱。一条袜子里装的是她父母一年赚的钱，另一条是亲戚家委托他们带回来准备起新房的。
王小妮曾经问过余青娥，每年春运为什么千辛万苦一定要回家。
她说，在别处你怎么打工怎么赚钱吃多少苦，老家人是不知道看不见的，只有回到老家，只有这地方人人认识你，春节一到，家家外出的人都回来了，你走在街头，穿上最好的衣服，风风光光的，再叫上几个人在太阳里打打牌，人人就都觉得你在外面混得好，穿得洋气。只有在老家，才没人笑话你土，嫌你脏，说你是乡下人，老家人人都是乡下人。
毕业后，余青娥在三亚做过行政人事专员，在太原做过物业管家，在莆田的琴行帮过忙，现在回到父母打工的地方，在福州的政府部门做文员，没有编制。这个学习西方戏剧史、电影史的姑娘，每天的工作是拆订书钉，扫描文件，再把它们订上。
“毕业这些年，我没什么变化。”余青娥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读书时，她是班上最容易被忽略的那种人，含蓄、闪避、羞怯、温良，同学回忆起她，说“如果不是王小妮老师提起，大家不会注意到有这么个人存在。”
办公室文员余青娥说，“工作就是为了生存”，偶尔感到绝望，想找到支撑自己、有点成就感的东西，但是没有。“毕竟没有存款，有一天父母身体不好了，怎么办？”
父亲不久前在一个小区收冰箱，搬下楼的时候，冰箱掉到脚上，砸了一个大血口子，露出骨头。家里人赶去那小区找他的时候，看着瘦瘦小小的他坐在楼梯上，血顺着台阶往下流。
王小妮评价余青娥的文字，“总会在平淡的外表下隐藏着‘跌宕起伏’”。她的朋友圈大多关乎家人，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余青娥描述近况，在学校时还是他们的骄傲，工作后，挣微乎其微的工资，社会似乎总在排斥自己。“内心的悸动与现实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常常活在羞愧与自责当中，无法让父母长脸，也无法让自己心安，每天就像活在夹缝之中，不知道怎么突破，找不到出口。”
她想写剧本，上学时就想，但又觉得自己异想天开，“毕竟生活阅历不够”。
同班同学邓伯超“阅历”很多，毕业后，他来北京进修，干过场工，当过一晚保安，参与拆迁，跟群演住在一起。卫然说原始和现代在邓伯超身上折射出矛盾，“既希望被主流价值认可，又不想为五斗米折腰”，她开玩笑说，“我们这种人，一斗米我就跪下了。”
但他自己不觉得，“在我真的懂事之后，从来没有想过要被主流价值认可，当然它要拥抱我的话，我不会拒绝。”他自比堂吉诃德，手里握着一把钥匙，猛烈地捅向锁眼，却打不开任何一扇门。
王小妮曾写了一首关于他的诗，名字叫《致不想和富人站在一起的大学生》：
固执又孤单，仰着脸流汗，两手空空
世界冷眼旁观……
你将永远得不到你想的
你将只和你这个额外的自己站在一起
“我当时憋着一股劲，对社会结构的认识相对简单。”如今的邓伯超，已经剪了短发，“慢慢认识到，放在足够长的时间维度里，很多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前放大了痛苦。”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现在开始读《人类简史》和《量子物理学》。
这些年，他初中的兄弟们已经结婚生子，大学同学有的享誉国内，有的月入超过六位数，“我到底是在浪费光阴，还是在满足自己的野心。如果是要证明自己态度的决绝，我觉得也已经够了。太多的证据显示创作已经成了我生活的包袱。”
这个喜欢《古惑仔》的男生，开始跟他的老师诉说，年轻人得知道天花板在哪里，对这个世界不能缺少敬畏。即使你是一头野兽，也得清楚边界。
他在乡下拍纪录片，看喜丧像一场先锋戏剧，整个过程高潮迭起，让他落泪。他拍民间祭祀，听不懂他们的话，但懂得对于土地的迷恋。
现在，他“越来越知道如何去生存”，“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一直把自己当农民，更多的是骨子里的东西，没想过大红大紫，但也很现实，得养活自己。”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海南大学的草地上有谈情说爱的恋人，社团一条街上架子鼓从早敲打到晚。这个岛中岛立着贬黜到此地的苏东坡像，卫然说，空气里散发着闲散和非主流的气息，闻不着严谨的精英范儿。
学生时代的日常是，学校发通知，告知明天有台风。第二天9点起来一看，宿舍下面的树都倒了，卫然仍记得邓伯超做的短片——那是他人生中制作的第一个视频：他蹚着没过腿的雨水，指着穿梭的电瓶车大喊：“你们看这么深的水！那是车还是船？是车还是船？”
王小妮曾经在这个地处边缘的海岛生活过几年，平时遇到送快递的、订机票的、卖空调的、推销保险的、做导游的，很多都毕业于这所大学。
她在书里写道：“我忽然意识到这是一所地道的底层大学，它的生源大半来自底层，他们将来是构成这个社会的基础，未来公民社会的根基。他们个性中的淳朴务实很多是天然的，如果他们能清晰设定做人的基本底线，我们或许不该放弃对未来的希望。这幻想常常耸动，觉得认真地去上两节课变得有意义。”
海南大学北门出去一直往西走，穿过两个小湖泊可以到海边。有次，一位学生发现水坑里有不少的鱼摇着尾巴，拼命往陆地淤泥上爬。爬一会儿，再掉头爬回水里。它们竟然能在没有水的条件下，存活一小会儿。
那位学生感慨，再给它们更多时间，它们或许可以学会在陆地上长久呼吸、生存下去。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