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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上有一篇名为《职场不相信眼泪，要哭回家哭》的文章受到广泛关注，并引发讨论。事情的起因是，一个女实习生在厕所里打电话给父母哭着抱怨，每天要下楼好几趟，去帮老板拿外卖。“我上了4年本科，不是为了来拿外卖的……”
这事虽然在网络上已经偃旗息鼓，退隐了舆论大潮。现在，平心静气地来想想，还是有一定意义。其实，类似有关职场新人的话题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此前的许多新闻由头都只是泛泛地“抱怨”实习专业“不对口”、“学不到东西”。本来“社会”就对90后、95后孩子抱有“不能吃苦”“做不成事”的成见，如今被这一女孩向父母的“哭诉”得以印证。于是，又有很多“口水”指责高校没有尽到责任，顶岗实习成为“乱点鸳鸯谱”，不仅专业不对口，而且还强迫孩子“拿外卖”。
本来，笔者无意于掺和这种肯定不会有最终结果、也无所谓正确结论的对擂，然而，仔细梳理各方观点，却忽然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毫无疑问，第一个接到孩子电话的是父母。女孩的父母如何回应女儿的抱怨，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是与孩子一起愤而谩骂学校不负责任、公司太不像话，或是耐心教育孩子从小事做起、开导孩子“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等等，一切皆有可能。作为孩子的父母，对事关女儿的切身利益、事关孩子成人成才的大事，作出任何反应都属正常现象，即便一时缺乏理性，也都情有可原。
然而，作为与女孩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如果对此事件的评价缺乏理性，则令人担忧。浏览各方观点，责怪实习女生不该“哭诉”的观点，主要集中在“这年头的孩子”太娇气太任性怕吃苦、小事不肯做大事做不了、不够成熟不能顾全大局等；而同情女孩“哭诉”者，则更多地认为是公司在“剥削”实习生的劳动力，进而想当然地推断是学校拿了企业“回扣”把学生“卖”了。
实事求是地讲，责怪方的担忧不无道理，同情方的猜测也完全有这些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都很少涉及问题的实质，缺少从实习本源的角度去讨论此类现象。
所谓实习本源，指的是为什么要实习。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看，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外乎“实习是学校要求的”“学校不上课了”“大家都去实习了”“不实习拿不到毕业证书”，等等。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上述顾虑，那些“哭诉”的孩子可能早就打道回府、洗手不干了。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或许有人知道大学生实习制度是教育部文件的规定，但“实习”之于“教育”的真正关系却鲜有知者，我们迫切需要对大学生实习有非常明确统一的认识。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其基本策略都是通过不同形式、不同阶段的培养，让学生具备相应的职场素养。而由于当前校内教育的局限性，学校不得不安排学生到企事业单位一线从事基于真实工作的“实习”，以在做中学、在学中做，让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
可见，大学生实习是一种国家层面的科学的教育制度设计，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形式主义。所有学生都应该抱着完成学习任务的态度参与实习，才能坦然接受实习过程中的苦与乐。从这个意义上看，“哭诉”被安排“拿外卖”，与“哭诉”老师不准“跷课”是同一个道理。
其实，如果冷静、理性地分析实习女生的“被拿外卖”现象，我们可能还会发现，之所以会被安排频繁地下楼“拿外卖”，除了个别老板恶意地整人或欺侮实习生，也极有可能是你其他事情都干不了、干不好，只能跑腿“拿外卖”。
对于这样的实习生，不仅不应当“哭诉”，而且更应该明智地多想一想：老板都在连天吃“外卖”省时间，你则更应认认真真地把“拿外卖”的事做好；如果连“拿外卖”的事情都做不好（包括能力与态度），以后可能连这个简单的机会都不会有；你要想不再“拿外卖”，只有首先做好这件简单事，让老板觉得你还能做其他事，单让你“拿外卖”太浪费了；如果你实习时都拿不好外卖，即便以后正式工作了，或许还只能是重复“拿外卖”，而承担不了其他重要的事情。这些道理和经历都是教科书里没有、大学课堂里欠缺的，是迫切需要在“实习”中补充的营养。
（作者系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党委副书记）
王寿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