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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所谓劳动力税率高，抬升了总税率，很难说是中国企业负担重的最主要因素；宏观税负高才是企业税负重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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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大王曹德旺最近三番五次地站出来澄清：我没有跑，不想跑，也不会跑。是的，他的福耀集团今年实现了40亿元税后净利润，比去年增长了20％多，为什么要跑呢？但是近期在谈及制造业成本高时，曹德旺仍然感慨不已：中国税负比美国高很多。
中国企业税费负担在世界上到底处于什么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排名，中国企业总税率高达68％，位列世界第12，只比排名第11的巴西（68.4％）略低一点。总税率排在中国前面的国家主要是非洲和南美洲的欠发达国家；而主要发达国家总税率都明显低于中国，比如德国48.9％，美国44％，英国30.9％。金砖国家中的俄罗斯也只有47.4％。
这份榜单可信吗？国家税务总局的专家李万甫表示，我国是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流转税依附于价格，企业可以实现转嫁，纳税人与负税人分离，企业只履行缴税义务，因此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总税率数据是虚高的。天津财经大学李炜光教授却不认同这个说法，他认为中国企业的总税率主要来自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险费和其他税种，并不包括流转税，因此68％的总税率不存在虚高问题，甚至可能被低估了。
作为普通纳税人，我们对中国企业总税率的高低其实没有很明确的概念。从总体的物价水平角度，却可以间接地感受到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之高。很多商品，在国外很便宜，到了中国价格却要翻番；即便是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国内的售价也往往比销往国外的价格高许多。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制造业成本（包括税费支出）远高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流转税也较高。这些高额税费，其实就是所谓总税率的计算依据。
中国的总税率过高，原因很多。按公共政策专家郑春荣的说法，在68％的总税率中，中国的劳动力税率高达48.8％，这一方面说明了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很重，另一方面体现社会保障待遇高，保障力度大。郑教授此言有一定道理，说到“社会保障待遇高，保障力度大”，却有些言过其实。中国社会保障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企业缴纳部分虽然不低，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它们全都用在了社保支出上，“待遇高”云云缺乏说服力。
就算企业缴纳的高额社保费都用在了社会保障实际支出上，由此推高的物价水平也增加了全体国民的生活费用支出，这实际上无异于降低了国民的总体福利和幸福感。因此，适当下调企业的社保缴费幅度，很有必要，也很迫切。
其实所谓劳动力税率高，抬升了总税率，很难说是中国企业负担重的最主要因素；宏观税负高才是企业税负重的重要因素。近20年政府规模不断扩大，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在增加，宏观税负一路攀升，直至近年在减税降费举措下仍稳定在29％左右。而“政府规模”是个广义的说法，中国“吃财政饭”的总人数之多，令人咋舌。尤其是在一些地方，政府的许多工作都以“服务外包”的名义转嫁出去了，这更加剧了机关人浮于事的状况。
因此，要想切实降低宏观税负水平，减轻企业的总税率负担，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步伐，精干公务员队伍，实乃当务之急。这也正是贯彻今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减税降费、切实降低宏观税负的题中应有之义。
朱达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