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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川觉得自己会愧疚一辈子，因为她曾买过含有穿山甲成分的通乳药。
这位女士是中国南部边境省份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救护员，但她一度并不清楚穿山甲正在经历什么。
过去10年间，全球超过100万只穿山甲遭到野外捕获及非法贸易。它们被视为最受走私侵害的哺乳动物。
我国是穿山甲最大的消费国之一。根据国际野生动物贸易研究组织的报告，2007～2016年，我国共查获209起穿山甲走私案件，其中活体2405只，死体11419只。
因为能钻山打洞，穿山甲的鳞甲被认为具有“疏通淤结”的作用。实际上，它的成分与手指甲相同，这项作用没有研究能直接证明。穿山甲凭借它的保护穿过8000万年的岁月，最终在这个时代因它而死。
2016年，第17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将全部8种穿山甲物种从附录II提升至附录I。这意味着，穿山甲制品此前仍可在少部分许可证下进行交易，此后一切与之相关的国际商业贸易都被禁止了。
这份自然生物保护性国际条约有很强的约束力，全部成员国都必须遵守。
李川和她的同伴为这个决策而高兴，但情势并不乐观。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2014年的评估，没有一种穿山甲是安全的。其中，中华穿山甲和马来穿山甲已被列为“极危（CR）”物种，比大熊猫的评级“易危（VU）”还要高两级。
守护穿山甲生命的“鳞甲”正在松落。
我国对穿山甲的需求量保持着每年200万只
2015年，李川和同事接手了一批森林公安查获的走私穿山甲。傍晚，一只获救的母穿山甲早产了。正值早春三月，“新生儿”就被命名为“春芽”。
白天，穿山甲躲藏在松软而深厚的土层里，晚上才出来觅食。拍摄它们的自然摄影师常说“一辈子才有机会见一次”。
它们是哺乳动物中唯一有鳞片的。这种有机骨骼结构，学名叫角蛋白，能经得起狮子的啃咬，犹如铠甲。
但这层铠甲在人类欲望面前不堪一击。
被海关查获的穿山甲常以吨计。它们被剥去鳞甲冷冻，保持着蜷缩的姿势，通体惨白。
春芽的母亲和同类被绑缚在硬尼龙网带里，严重脱水，浑身沾满粪便。肚子里填满玉米糊，这是走私者增加重量的方式。
大量捕猎使中华穿山甲的数量极速下降。根据2008年一项调查，我国穿山甲数量大约在2.5万～5万只之间。但近3年内，没有野生中华穿山甲被发现的可查记录。
在动画片《葫芦娃》里打穿山洞的小家伙，曾广泛分布在我国的落叶林中。眼看，它就要成为遥远的故事了。与此同时，国内也缺乏专门研究中华野生穿山甲的科研人员。
尽管如此，我国对穿山甲的需求量仍保持着每年200万只，国际走私因此猖獗。
装有秘密的集装箱从非洲和东南亚出发，最终被端上北京或绵阳的餐桌。
“野生动物的走私和武器、毒品的走私没有什么不同，有利可图就倒腾。” 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野生动物贸易项目主管李舒说。
1990年之前，中国是野生动物资源的主要出口国，进口量很小。1990年之后，进口量直线上升，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资源进口国之一。
在我国，穿山甲的鳞甲有合法入药的配额。2007年11月发布的《关于加强赛加羚羊、穿山甲、稀有蛇类资源保护和规范其产品入药管理的通知》是这方面的最权威指导。它要求所有核准的库存甲片仅限于700多家定点医院临床使用和约70种中成药的生产。
10年过去了，没有人知道这些库存究竟有没有耗完，还能撑多久。国家林业局仅公开了年度消耗控制量，却并未公示实际用了多少、还剩多少、依据什么标准在用。
此外，国内共有10家单位获行政批准，可饲养穿山甲，但实际的养殖场更多。穿山甲交配和生产的视频常常在网络上流传。
根据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联合会（WAZA）的公开信，“商业养殖穿山甲”根本无法办到。
即使在救护中心，获救的穿山甲也往往在几个月甚至几天内死去。
它们天性“倔强”，在遭受折磨后，怀疑周围的一切。纵使长时间没有进食，它们也拒绝享用端到眼前的食物。能否结束绝食，是它们继续存活的关键。
食物本身则是另一个难题。因为缺乏可查阅的野外研究，救护人员对穿山甲的习性并无深入了解，只知道穿山甲对蛋白质的需求很高。
他们只能不计成本地投入。将200元一斤的干蚂蚁或是高蛋白的粉末饲料调成糊状喂食。即使如此，还有非洲穿山甲营养不足。它们本该自己在荒野中寻找蚁穴大快朵颐。
救护穿山甲的人，也需要救护
李川从未把“春芽”的名字叫出过口。
在野生动物救护员陈月龙看来，野生动物本来就不该有名字，因为“救护不是养宠物”，而是让它们有一天能回到自然环境里去。即使对那些伤病太重再也不能野外生存的，也要保留它们野性的尊严。
陈月龙曾在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工作。最忙的时候，一天要照顾200多只野生动物，“豹猫就是豹猫，狗獾就是狗獾，大自然不会给他们起名字。”
在李川看来，送别时野生动物对人有眷恋，那说明救助不成功。救护中心的动物出于本能地畏惧她，她很高兴。
但她还是忍不住起名字，在心里默念。“它们离开很久后，我还记得每一只的样子。”李川说。
可能是因为虚弱和恐惧，母亲将春芽挡在了盔甲之外，拒绝哺乳。李川成了春芽的代理妈妈，把鳞甲柔软、泛着粉红色的它捧在手心里。
春芽出生的那一晚，李川第一次离开不到一岁的儿子，住在单位。
小家伙的保温箱直接占据了主任办公室。动物实在太多了，工作人员只能给它们腾地方。鸟儿飞走，鸟舍就改造成两爬（两栖和爬行动物）馆，蜥蜴放生，两爬馆又变成猫科动物的窝。
李川学兽医出身，毕业当上救护人员，她认为自己是名副其实的铲屎官。
这位年轻女士手机里的照片，一半是儿子的，另一半是穿山甲的。这其中，三分之二是穿山甲的粪便。
有一次，她像女伴晒包一样，在朋友圈晒出了一坨黄褐色的成形粪便。“我实在太高兴了，这说明穿山甲的消化系统恢复健康了。”
李川不认为自己是个喜欢动物的人，她觉得被一种更强烈的情感牵引——得对野生动物负责。
但很少有人会对这些救护者负责。李川一直没有获得正式工作编制。北京小伙陈月龙的月薪则一直没超过4000元。
2016年年底，陈月龙离开了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他的离别信这样写道：“我无法再为动物做更多事情了……我和我的生活，也需要被救护。”
母亲患癌病重，这个工作了5年的青年突然发现自己一穷二白。他从小爱动物，屋里的蜘蛛也要喂上两只虫子。生物技术专业使他本可以做一份收入更可观的工作。
陈月龙的失望不只在物质上。他开设了一个公众号，讲述救助动物的点点滴滴，想给同事介绍科学的救护理念和方法。但后来他发现，没有人关心。
“其实也不怪他们。”他说。
每个救护中心都太忙了。每次李川的单位接受大批量的动物，保安和保洁都得上阵帮忙。即便如此也不过是11个人，加班到深夜。
根据2016年的一项调查，全国共有115家野生动物救护机构。职工中近半数没有编制。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仅占工作人员总数的29.6％。
“有想法的都在离开。”陈月龙叹了口气。
穿山甲消失，生物演化的大树就又失去一根枝干
春芽出生第3天，就因大量便血濒临死亡。几个救护人员焦急万分，想要给它输血，却无血可输。
春芽的鳞片已经有了硬度，努力要成为坚固的盔甲。那天夜里，它小小的身体最终凉透了。
“救护穿山甲有什么意义？我很难向他人解释。”陈月龙表示，“它不够萌，也不够红，它灭亡了，人类也不会马上跟着灭亡。”他只能不断地重复，“它们是鳞甲目哺乳动物唯一的后代了”。
这些隐居者远古时就在这颗星球上居住。它们消失，生物演化的大树就将失去一根枝干，而地球生态也会失去又一重盔甲。
“人类繁荣又怎么样？恐龙也曾经是地球霸主啊。” 陈月龙耸耸肩。
李川觉得自己变了。曾经的她“不是坏人”，却也会去购买穿山甲的药品。因为她“不觉得那些有那么重要”。
而现在她觉得，对动物的态度是原则问题。她会严厉制止和野味有关的玩笑，也不让孩子去观看动物表演。
李川惦记着台北动物园的小芎梧。它出生在CITES升级后的第二天，是全球首例人工孵育的中华穿山甲。它已经4个月大了，一身青色鳞甲闪着健康的光泽。
陈月龙曾用泥土、树桩、落叶和水缸给穿山甲搭建了小小的生态系统。夏天，它可以停留在较浅的洞穴中，冬天则能窝在更深处。叶间有好几种昆虫跳动，帮助土壤“活起来”，促进穿山甲的粪便分解。为了不让昆虫泛滥成灾，他又放进一只中华大蟾蜍。
他试着将食物藏在落叶里，让穿山甲自己去寻找，训练它的觅食本能。天黑下来，穿山甲悠悠出洞，他对着红外摄像头大气不敢出。即使这样，陈月龙还觉得不满意，认为自己“还能再做好一点”。
陈月龙已经离开，但直到现在，他救助的穿山甲仍没有回归野外。因为环境破坏和过度捕猎，穿山甲原有的自然栖息地已经所剩无几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川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