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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的王丽荣第一次吃“洋快餐”，只吃了一个汉堡，却悄悄地把鸡翅装在包里，一回家就把鸡翅塞到母亲手里。
在孩子的印象里，她去过省城西宁的儿童医院，但野生动物园和科技馆是她第一次去。35岁的母亲汪统芳，看起来比实际年龄稍大。“这孩子懂事，我们都没带她吃过这些东西。”汪统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今年暑假，团青海省委组织村里的孩子去西宁一日游。
穿过没边没沿的土黄色大山，走在东山村的小路上，偶尔有几条土狗跟在陌生人后面警惕地狂吠。这里离青海省会西宁30多公里，已经是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地界，汪统芳一家就生活在这里的东山村。
记者在采访中听到西部一位年轻人说出扶贫时的困惑：“我们没钱、没资源，扶贫这个活儿该怎么干，拼尽全力会不会只是蜻蜓点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随团青海省委扶贫的过程中，感受了团组织倡导的“参与式”扶贫，即让年轻人根据各自擅长的领域参与到扶贫中，同时还要激发起工作对象的积极性，发挥他们自己在摆脱贫困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作为对口帮扶的东山村，2016年团青海省委组织村里的40多个孩子去西宁体验城市生活，资助了村里50个困难家庭的中学生，按照每人2000元的资助标准发放。
创业青年：画唐卡扶贫，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唐卡在藏族同胞心中格外神圣，30岁出头的藏族年轻人完么才让，对唐卡的制作情有独钟。他的老家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从小生活在藏文化环境中，对唐卡的制作耳濡目染。
他介绍，老画师在画唐卡时很有讲究，用矿石粉末调好颜料，用笔沾一下，有时还会再用舌头舔一下笔尖，以便更好地画出过渡色。长此以往，不少画师都患有胃病。用他的话来说“很多人是用生命在画唐卡”。
青海民族大学毕业生、学习唐卡绘画的学院派、创业青年，这是完么才让身上的标签，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青海青年创业园见到他。“家里希望我大学毕业后考公务员，我不想回老家，就想在西宁待着。”5年前，他在一家公司做设计师，学会了产品运营。
2012年，他打定主意辞职开公司。当时唐卡市场非常火爆，他看到了商机。找亲戚朋友借了几十万元，注册公司，再从职业院校招收10位学习唐卡专业的学生，管吃管住，画唐卡，卖唐卡。
“全部搞砸了。”他说，一个月能画出20多张唐卡，由于质量不过关，不仅产品卖不出去，而且客户也觉得他不靠谱，作为创业者的他，只好选择裁人。
两年后，成都的一位企业家请他画唐卡，第一年收入不错，但好景不长，第二年开始亏损，把赚的钱都赔了进去。经过了一系列的波折，他告诉记者，“我有一种山穷水尽之后，想哭的感觉。”
他找到了青海青年创业园负责人徐国超，申请入驻创业。收到可以入驻的信息后，在这家团青海省委运营的创业园中，他不再想搞大项目，而是准备踏踏实实开一个画室。他的汉族朋友乔兴邦告诉他，市面上有很多打着唐卡的名义粗制滥造，不妨在他的画室中，装上摄像头让人们可以看到制作的全过程，他照做了。
创业也不能单打独斗，但他这一回不再毛糙，招了一批学徒，学习过程中管吃管住，工资1500元，与之前不同的地方，让他们跟着同仁县老家的师父学习，手把手带着他们画唐卡，作品的质量因此有了保证。2016年年底，他已经有了30多个徒弟。
“我也会跑市场，需要订一幅，我就让他们画一幅。”他说，自己在创业的过程中，也要让徒弟踏踏实实学到手艺，“这些孩子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吸纳他们过来，也是给他们的家庭减轻负担。”
一些地方也在倡导画唐卡扶贫，但是他的创业经验告诉他，这种扶贫模式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还是要拿作品的质量说话。他也明白，创业不能太着急，可以通过改善这些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来扶贫，还是要做出好的作品，在市场上才有话语权。在记者采访快结束的时候，北京一个客户给他打电话，他终于接到一笔大单子，需要订购30幅唐卡。
医务青年：人人会藏语，做一个耐心的白衣“大侠”
走进青海省藏医院门诊楼，一股浓烈的藏药气味扑鼻而来。记者见到医院的团委书记郝蓉，虽说是汉族姑娘，和她简单交谈一两分钟，就有两位藏族同胞询问在哪抓药，她都熟练地用藏语给他们指路。
人人都会说藏语，就连藏医院中的汉族工作人员也不例外。郝蓉介绍这是团委组织的特色活动，只要有新员工入职，就会组织培训，老师就是藏族医生。利用午休时间，从音标开始教起由浅入深，已经坚持了10年。
“我就学习5年了。”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会藏语，不仅是为了简单指路，而是需要派上大用场。
郝蓉带着记者来到了外治诊疗中心，见到了科室主任旦正项秀，他说：“过了语言关只是第一步，他们经常组织团队去藏族和其他民族聚居区开展义诊活动。”
一次，他们下乡送医，遇到了一个40多岁的土族患者，“我的胳膊抬不起来，不能戴头饰，头巾都围不上去。”旦正项秀判断这是网球肘和肩周炎的症状，他让尼玛才让医生当即为她针灸。
“原来疼死了，现在不疼了。”土族的大姐一连说了数不清的谢谢，“大夫你辛苦了，我啥都没有，给你们吃早上蒸的馍馍。”
1987年出生的外治科藏族医生南太加，是医院的团委委员，他有一个特长，不单是喜欢唱歌跳舞，而且能带着病人参与。他编了一套健康操，从早上8点开始，他和护士带着病人一起跳早操。
有的病人没钱治病，但在这里并没有出现医患矛盾。马海龙是一名18岁的汉族重症肌无力患者，从小与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从甘肃来到青海求医，家里非常贫困，这几年他第一次穿新衣服就是病号服。
“我们科室就给他捐款，医院给他减免医疗费。”南太加说，孩子一家没钱吃饭，护士自己在家做好饭，为他们带饭。经过3个疗程，不到一个月的治疗时间，马海龙就能下地走路了。
在治疗期间，一些病人十天半个月不能洗头。护士就打来温水，在病房帮助患者洗头。郝蓉介绍，虽然团委组织了志愿服务队，大家都能参与进来就不需要过多进行管理，团队就能运转起来，其中藏族青年在团队中起到核心的作用。
南太加带着一帮年轻人组织了文艺队，隔一段时间就去敬老院演出。“藏医院的‘曼巴’（藏语意思是医生）怎么不来？”距离省会西宁市114公里的贵德县，养老院的几个老人经常询问照料人员，问得多了，这些工作人员只好给南太加打电话询问演出时间。
在团委书记郝蓉看来：“藏族的同事去了敬老院给老人洗脚，陪着表演节目觉得很自然，根本没有作秀的感觉，反而感染了汉族的同事参与公益活动。”
她认为，说藏医院的医生医者仁心，一点也不为过，在扶贫工作的过程中，这些年轻人是在不经意间表现出大爱之心。
体制内青年：拼不了资源，扶贫用市场顺水推舟
“大姐，最近都好着吧。”马春芳提着一袋面粉、一桶油和几大袋洗衣粉，跨进了东山村村民陶延秀家，一边打招呼寒暄，两人一边径直走到里屋。马春芳是团青海省委宣传部部长，陶延秀是她的结对户。
年过五旬的陶延秀看到客人来，忍不住哭了，悄悄转身拿着门帘抹眼泪。半年前，丈夫在外打工的时候意外死亡，当时需要请律师，马春芳在西宁也张罗着帮她联系。最后，在她3个女婿的坚持下，得到了20万元的赔偿。
“一个女婿半个儿子，你们也多关心你妈，有啥事解决不了的再找我。”马春芳对着一旁回家省亲的陶家小女儿和女婿说。事后，记者追问马春芳在索赔的事情上为什么没有一帮到底。她回答，可以帮着匹配资源，但归根结底还是要发挥他们家自己的力量。
马春芳的同事、团省委学校部调研员赵雅莉驻村一年多，与常驻村里的村民已经很熟。与刚来村里相比，她走在村子里，狗已经不再追着叫唤了。作为团青海省委派的驻村干部，周一到周五，她就在村委会上班。
“东山村没有集体经济，我们找到村里的致富能人，和对方谈妥条件建立合作社。贫困户没有钱，团省委又找了一家企业，投入了20万元作为贫困户入股的本钱。”她告诉记者，村里土豆比较多，打算建设一个粉条加工厂，这家企业不仅出钱，还要帮着管理，引入市场化的手段盘活村里的资源，让贫困户有活儿干。
对于村里不少年轻人，她采用不同的帮扶手段。其中不少人在西宁打工，她看到了这一点，从当地就业部门争取资金，给村里的人办了一场培训班，教他们如何给城市里面的大楼擦玻璃，交代注意事项，还教他们如何组建团队。
组织村里的妇女串珠，补贴家用，找到一些商会，推荐村里劳动力学习泥瓦工和钢筋工；还特地对接资源要到了30个驾驶培训的名额，这些举措让村里的壮劳力有一技之长。
当然，团组织带着年轻人参与扶贫，并不局限在这个村子里。作为土生土长的西北人，在工作中马春芳骨子里面透着“豪爽”。她与90后创业青年李积鑫结识，就是因为对他说了一句话“有问题就找团组织”。
大学毕业后，李积鑫在一家媒体工作，之后自己辞职做新媒体创业。两台旧电脑，两三个人，开始了创业生涯，做电商、运营新媒体、承接政府的微信公众号，有什么困惑，他主动告诉马春芳。他作为青海的优秀青年代表，被团组织派到内地参加活动。
“我们也在间接做扶贫，比如我们在招聘的时候，会优先招录青海农村的年轻人。”在他看来，扶贫的方式有很多种，从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肯吃苦，能给他们提供一份工作，也能提振一个农村家庭的信心。如今，李积鑫的公司里有四五十个年轻人，大部分来自农村。
马春芳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团组织的钱不多，不能直接给贫困户提供资源，但不代表我们无所作为。吸纳本地的年轻人参与扶贫工作，没有模板，让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提高农户的就业能力，盘活资源帮助他们。”
她认为，扶贫到了攻坚克难阶段，要从“输血式”向“参与式”扶贫转变，不仅要让年轻人参与进来，而且要让扶贫对象也参与进来，他们才是主体。想办法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改善就业环境，尽量清除掉扶贫路上“绊脚石”。千万不能扶贫的时候一头热地按照自己的想法，直接干预他们的生活，应该激发起对方的积极性。
有人会有疑问，年轻人参与扶贫是不是“耍花腔”？在马春芳看来，年轻人正处于事业发展期，可能缺少资金，但是他们不缺少热情，不缺少点子，脑子活络至少可以提供一些解决方案，比如可以与创业项目、医疗下乡、企业招聘等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