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自然科学家、哲学家、企业家和政策制定者，在同一个屋檐下畅想未来。
“10年之后，我非常希望量子计算机能够造出来。”发出如此感言的是长期研究量子通信技术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他认为，量子计算机如果出现，能源的消耗会比现在省几十万倍，人们将告别因化石能源燃烧产生的雾霾。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徐成光表示，无人驾驶将代表未来交通领域的重大变革。
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也提出设想：“基因检测、精准医疗，我觉得基本都会实现。癌症、心脏病之类的疾病，都能治疗得很好。”
2017年1月中旬，在北京国贸三期“未来论坛”现场，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并排坐在白色的扶手椅上。他们背后，是论坛的蓝色海报和白色标识。
在这个演讲台上，“未来”是高频词汇，高温超导新材料、无创产前DNA检测技术、弯起嘴角微笑的智能机器人、新型疫苗冷藏设备、立体三维投影技术、最新无人驾驶汽车等得以展示。
科学让未来大步跨出人们的想象，却也让在场的一些与会者陷入沉思——虚拟和现实的边界越来越难以确定，大数据把每个人都变得透明，基因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触及社会伦理的底线。
“一边期盼，一边担忧”，这是在场许多人对“未来”的感受。
卢煜明有时候会担心，一些技术已经走得太远
薛其坤站在未来论坛的演讲台上，从欧姆定理开始讲起。
“电流＝电压／电阻”，简单的公式出现在大屏幕上。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挥着手，对着全场观众解释了初中课本里的物理定理，但紧接着，话题就开始变得复杂。
画面一页页翻过，薛其坤讲到了反常霍尔效应、超级电阻现象和他正在研究的高温超导材料。
他有时会称呼自己为“从事科学的教育工作者”，然而在未来论坛2017年会暨首届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上，他是物质科学奖的获奖人。
这是一个民间奖项，单项奖金100万美元，由未来论坛颁奖。2015年，一批企业家、科学家和投资人共同组建了未来论坛，并设立了生命科学大奖和物质科学大奖，奖励大中华区原创性基础科学研究。
“中国的科学家很多都默默无闻，作了大量贡献，却并不为大众所知。现在网红很多，可是很少有科学家成为网红。我们想让大家对科学家和科学有兴趣。”耶鲁大学校董事会董事张磊说，他是未来论坛理事、未来科学大奖的发起人及捐赠人之一。
首届未来科学大奖的另一位获奖人，是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卢煜明。
相较于物理学和高温超导材料，卢煜明研究的无创产前技术，似乎更容易给普通人科普——凭借少量母体的血浆，可以检测胎儿的DNA。
很难说得清，二者之间哪一个与我们的生活更息息相关。前者能够决定，搁在你膝盖上的笔记本电脑，使用多久之后会开始发烫，后者则让产检更加安全。用卢煜明的技术做胎儿唐氏综合征筛查，只需要抽取少量的孕妇静脉血。
“有了这项技术后，我们的下一个挑战是什么呢？能不能把小孩整个基因排序都给算出来？”卢煜明站在演讲台上，提出了设想。
就像硬币有另一面，卢煜明承认，社会伦理方面的挑战，一直贯穿在他的研究之中。
根据他的观察，每年都有不少内地孕妇去往香港，利用他研发的这项技术，进行胎儿性别的产前筛查，他不知道有多少个女孩可能因此无法出生。还有人问过他，这种检测，会不会是一种间接的、对那些有遗传疾病者的歧视。
卢煜明有时候会担心，“也许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
技术在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却远未解决
在未来论坛，医药健康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在与会科学家的设想中，未来技术和医疗的结合，会达到更高的水平。基础医疗设施的完善，会减少因医生水平差距而产生的医疗资源分布问题。
个人的医疗大数据也会派上更多用场。一个便捷的检测仪被人们拿在手里，吐一点唾液在上面，所有身体健康的信息就都会显示在屏幕上，“就像看天气预报一样”。
交通的未来，则被描述成一个智能化的城市系统。比如，当一条马路东西方向没有来车，南北通行的车辆，就不再需要等固定的红灯时间。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用于提升道路网络的利用率。交通工具的能源，也将从汽油变成电，每1公里的能耗，仅仅是现在的七分之一，且更加清洁。
最要紧的是，人类将会“彻底从驾驶这件事情当中解放出来”。
谈到无人车在中国的研发现状，布朗大学计算机工程系博士赵勇给大家讲了个故事。
他曾是谷歌眼镜团队核心成员之一，研究计算机视觉与深度学习，现在在国内开发无人车技术。他的团队曾接待过一位来体验无人驾驶车的记者，对方提出，能不能把无人车的系统，设计成不让别的车插队，“最快到达目的地”。
“这是我们该做的事吗？无人驾驶车，应该是最守规矩、最礼让的司机。”赵勇感慨，“在中国过马路，简直就是人和车意志的博弈，到底是车先过，还是人先过？就看谁到最后一刻不得不停下来。”
在抢道和稳妥之间，赵勇选择了后者。在测试中，一枚硬币、一只打火机和一个盒子被放在了车顶上，测试车辆在北京城中行驶了48公里。一路上，它被很多车和人“加塞儿”，原计划30分钟的路程，开了45分钟，但车顶上搁着的东西，一样都没有掉下来。
有人问赵勇：“如果行人对红灯不管不顾，老在车前面慢慢悠悠地走，那无人车走还是不走？”
赵勇的回答斩钉截铁：“安全第一，效率第二。”他同时很感慨，技术在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却远未解决，“中国式过马路”只是其中之一。
“面对中国人的出行习惯，一旦无人驾驶技术能够在中国普及，那在全世界哪个地方推广不开？”徐成光也忍不住开了个玩笑。
作为交通运输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徐成光建议，科学家和投资者在探索未来技术发展的同时，要根据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更好地设定未来的无人驾驶技术”。
“交通运输部作为政策的制定部门，始终在关注前沿科技的变化。我们想通过产业政策的制定，通过法规标准规范的引导，保证这项技术商业应用的环节，尽快在中国落地。”徐成光说。
他提到一个与无人车有关的好消息。在2016年12月27日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中，无人驾驶技术被列为国家前沿布局的技术。“这不光是企业关注的事情，而且是国家战略和国家行动。”
除了提供政策支持，政府还可以为科学家和企业家搭桥。
以色列前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主任多维·奥利驰曾为以色列政府工作。在未来论坛的圆桌会议上，他花了两分钟给大家讲述，在以色列，政府的基金并不仅仅是支持基础研究，还会用于设立一些项目，在科学家与公司、企业家之间牵线。
“经济的未来就是基于技术的，我想每个人都深知这一点。在以色列，企业家会去大学里寻找点子，而每一位科学家，都是一定意义上的企业家。”多维·奥利驰说。
科学家需要慢一点，让人类有时间思考
在颁奖典礼开始前，伴随着小提琴的演奏，哥白尼、牛顿、安培、欧姆、爱因斯坦……屏幕上一一闪过科学家的肖像和他们的名字。
被薛其坤捧在手里的奖杯，造型借鉴了“蜂巢”。用设计者的话来说，蜂巢实际上“体现了宇宙的智慧”。这智慧同样体现在DNA的双螺旋结构中，体现在勾股定理的简约中，也体现在诗歌和音乐的美感中。
薛其坤的表情带着几分羞涩。这位中国的物理学家，看上去瘦瘦小小，鼻梁上架着的眼镜，总像是会不小心掉下来。
但当他站在实验室里，他的手可以稳到精确地控制一个原子，制造出纳米级别的材料。也正是这项研究，让他获得大奖。
“这是我们弘扬科学精神的好机会，是让我们的孩子以及全社会，都崇拜科学、热爱科学的一个很好的起点。”开口没几句话，薛其坤就带出了家乡口音。他介绍自己的姓氏时用上了科学家的名字，“薛定谔的薛”。
薛其坤所获的奖项，因为奖金丰厚，有人称之为“中国的诺贝尔奖”。提到这个说法的人，包括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们都在未来论坛的现场，同薛其坤坐在一起，讨论基础科学的未来。
同样在未来论坛的会场中，坐在白色扶手椅上，一边交流，一边思考技术与人类的，还有人文学者。
“我们确实要更多思考一点科学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吴国盛微微向前倾了倾身，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科学技术极端强势的时代，基因工程也好，人工智能也好，总会“勇往直前越来越迅速”。
这种迅速，引发了他和其他人文学者的不安。
在距离他们所坐的扶手椅100多米远的地方，会场大门外的展厅里，有一个外表贴着仿真皮肤的半身机器人。“她”穿着黑色的衬衫，能够左顾右盼，会咧着嘴微笑，还能简单地回答几个问题。
“慢一点，科学家需要慢一点，让人类有时间思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捧着话筒呼吁。
他开了个玩笑，人文学者的研究搞错了，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如果科学家搞错了，可能就会“把整个世界搞砸了”。
对于这些人文学者的担心，主持人借鉴了上世纪50年代学者查尔斯·珀西·斯诺的话，做了一个总结性发言：“请人文学者弄明白热力学第二定律，也请所有的科技精英，包括医学精英们，都读一读莎士比亚。”
斯诺既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作家。他在《两种文化与科学变革》一书中曾表示，科学与人文联系的中断，是解决世界上各种问题的障碍。
那是1959年，中微子第一次被实验证实，中国成功研制出每秒运算1万次的104型电子计算机，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个月球探测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