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十八里店桥南，在北京的南四环。
像这个国家和这座城市的许多地方一样，它存在一种割裂的美感：博大路如一把锋利的刃，切出了两个迥异的世界。西边是一片新式住宅小区，有围栏、停车场和绿色植被，林立着样式规整的高层建筑。东边则是一片热闹杂乱的城中村“祁庄”，沿街开着许多风光不再的红木家具店，内里缠绕着小肠一样曲里拐弯的胡同，挤满了各种名字美好的出租“公寓”。
但2016年12月21日这天，笼罩首都的厚重雾霾磨灭了房产价值的巨大差异，路南路北混沌一体。27岁的菅浩栋没有戴口罩，走到了那条分割城中村和住宅小区的大路上。
“和矿里的煤灰比，这根本不算什么。”菅浩栋说。
他身高1米8左右，身形壮实，穿着一件黑色短款羽绒服，一条黑色运动裤，一头短寸，这不太像一个电影导演。更让人想不到的是，30个月前，他是一名矿工。
附近的城中村里，还聚集了十几名和菅浩栋一样的年轻人，这个小群体自称“新潮电影实验小组”。成员对电影的理解各不相同，但也有容易辨认的共同点：他们多是半路出家的“野路子”，正在筹备或拍摄着各自的独立电影，像城中村的许多其他居民一样，他们草根、不太有钱、活得粗糙。
拍独立电影让我靠近自己，拍网络电影让我靠近衣食
“活得糙”有多种表现。
就算雾霾漫天，菅浩栋也不怎么戴口罩。王法好几年不吃早点了。身高1米8的王小蒙，和另一个男孩同睡一张宽1米8的床，他觉得这没什么，室友也是搞电影的，“有助于创作”。常标夹烟的动作娴熟而带着文艺范儿，不过下一秒，他就朝路边吐了口痰。“我有咽炎。”他用一种平缓的调子叙述，不是辩解也不带愧疚，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我就是个粗人。”
年龄相仿的城市白领和文艺青年关心雾霾、家居风格、早餐的营养配比，房价走势和美国大选。但十八里店桥南的这些年轻人，在意的事情要单调得多，说来说去，总绕回电影。
他们去祁庄的主路上吃小火锅，有次菅浩栋、王法、常标都在。常标照例是带酒的人，王法来得晚了些，正在认真地看菜单。
一头长卷发的老板娘大步流星地走到桌前：“哪个锅？哪种料？快点，快点！”她不客气地指挥这些熟客点菜。
常标想起了贾樟柯的成名作，电影《小武》里的一幕。小武去逛歌厅，歌厅老板娘和火锅店老板娘一样操东北口音，拥有相似的大姐大气场。
“小武是我兄弟。”在山西大同长大的常标端起东北腔，顺口在饭桌上演了一句。
在呼噜呼噜的沸水声和小火锅的腾腾热气中，他们交换着彼此的近况。常标的处女作《沙漠》到了收尾阶段。菅浩栋和王法各自写了新剧本参加“青葱计划”。这个在2017年年初公布入选结果的青年导演扶持项目，将给入选者带来他们最缺的东西之一：钱。
不过入选与否，要1个月后才能揭晓。在2016年12月底的那次晚餐中，更紧迫的话题是第二天的跟组安排。菅浩栋刚接了一个为期3天的“微电影”的活儿，做录音，一个说好的录音助理不来了，菅浩栋向其他伙伴确认谁能顶上。
正如博大路分割着十八里店桥南。对聚居在这里的“新潮电影实验小组”的成员来说，他们的世界也由迥异的两面构成：一边是自己无论如何也想拍出来的独立作品，一边是为了生存和赚钱接的商业性的“活儿”。
“活儿”的种类繁多：电视台的孝道主题公益公告，西部某省份的道德模范宣传片，剧情猎奇，拍摄进度超快的“网络大电影”。
去年，常标、菅浩栋和王法都参与了一个令人崩溃的网络大电影项目。剧组进度快得惊人。每个人都累到虚脱，平均睡眠时间只有3到4小时。
“每天刚一躺下就醒了。”在剧组做执行导演的王法讲起那段经历，做了一个自嘲的鬼脸。
对王法来说，拍自己的片子是“红色”的，让人联想到热血和生命。而拍“网大”，他想了想，“可能是浅黄色的。雾霾的颜色。”说着自己也乐了。
在“新潮电影实验小组”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上，成员范亚东这样描述了他们这群人的割裂状态：一边是“帮忙朋友拍摄独立电影”，一边是“进入网络电影摄制组”。“一个恬静，一个嘈杂；一个滋润，一个干裂；一个如同故乡，一个像北京。前者让我靠近自己，后者让我靠近衣食。”
走出煤矿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像一个刑满释放的囚徒，终于获得了自由
但在菅浩栋看来，能走到现在，自己已经很满足了。他已拍摄了第一部长片《光盲》，如今正在筹备第二部。即使是在做那些和独立创作无关的项目时，他也觉得没浪费：“我就在组里跟着看，跟着学。”至于累，“那能比下矿还累？”
在达到现在的“割裂”状态之前，菅浩栋还跨越过更大的鸿沟。他花了两天，才记住怎么从大马路走到他住的“金山公寓”，而从煤矿到电影片场，他绕了3年。
甚至在他还未出生时，煤，这股黑色的力量，就在与山西省河曲县的这个普通农民家庭较劲。
菅浩栋的爷爷就是矿工，菅浩栋的父亲菅改民退伍回农村后也想去矿上，老人家不答应：下矿苦又危险，我都下了一辈子矿了，你们就别去了。
但两三年后，菅改民还是去了附近的小煤窑。“我爹也看到了，农村就是这个情况，光种地只能吃个饭，小孩还要上学，还想着盖房子。”菅改民说。
菅改民想让菅浩栋也上煤校。菅浩栋的成绩不算太好，父亲觉得，毕业了去煤矿才是个靠得住的出路。
拗不过父亲，菅浩栋从高中退学去考了技校，但他就是不愿去煤矿，硬是在中专毕业时憋着劲考了大同大学的采矿专业（大专）。
在大同大学，菅浩栋开始忙电影。“我挺自卑的，我想3年读完，还是要去煤矿。在那之前，我得做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在学校里组建了电影社团。
菅浩栋的电影启蒙者是同为山西人的电影导演贾樟柯。贾樟柯被视为中国独立电影的先驱之一。
后来有一次，菅浩栋到台湾参加影展，居然在台北的一家酒店碰到了贾樟柯。菅浩栋不敢贸然上前，他到酒店外的一个小公园里坐了20分钟，平息自己的心跳。他告诉自己，如果再进去贾樟柯还在，就一定打个招呼。
再回酒店时，贾樟柯仍在大堂，菅浩栋走过去做了简要的自我介绍，说自己也是山西的，刚参加完“南方影展”。
遇到电影之前，菅浩栋觉得自己的生活是黑白的，电影给他的世界带来了色彩。大一的时候，菅浩栋参加高中聚会，不爱说话。他觉得别人都在讲到大城市读好大学的话题。拍电影后，再聚会时大家对他好奇了：学煤矿的怎么开始搞电影呢？
但大学的短暂“多彩”之后，他还得“黑透”一次。拍电影需要钱，毕业后的菅浩栋想不出什么赚钱的方法，除了去煤矿。2013年9月，怀着为拍电影攒钱的想法，他做了自己最不甘愿的事：下井。
在位于山西省长治市的潞安集团王庄煤矿，菅浩栋被分到了“掘进队”。这是一线中的一线，负责在工作面割煤，挖掘隧道，以待“综采队”运设备进来进一步采煤。
从地面到大巷垂直深度有450多米，大巷长1000多米，有轨道车拉人，有灯，再往前得步行，走3000多米，其中还有1000多米坡路。
身上的矿工服、水靴、腰上戴的自救器，加上肩上扛的锚杆、支护用的铁丝网，足足有几十斤重。走到真正“掘进”的工作面时，地底漆黑而潮湿，只能看到工友的头灯，看不清对方的脸。
割煤的时候，煤尘密实得很，“是北京这个雾霾的3、4倍。”菅浩栋说。戴着眼镜又戴着口罩的菅浩栋，每隔一分钟，就得去揩镜片。口罩拢住的热气蒸到眼镜上，煤粉湿乎乎地糊作一团。
隧道里的滴水和劳作之后的汗水不一会儿就使矿工服湿透了，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人就一直这么浸着。
吃饭也是一场战斗。菅浩栋以最快的速度揭开快餐面的盖子，把调料撒进去，拿身体护着。不过他后来领会到这只是自我安慰，再快，面里也会浮一层煤粉。
下井第一天，菅浩栋就被吓怕了。但比繁重的劳动更令人压抑的是重复。“今天下了班，洗了澡了，明天还得这样。你今天已经把明天，一个月后、60岁、一辈子都看到了。”
现在，菅浩栋常感到时间过得真快。偶尔，他会接到矿上工友打来的电话，诉诉苦，末了总少不了这样几句：浩栋啊，我不想在煤矿混了，我去找你吧。
“度日如年”的18个月之后，菅浩栋离开了煤矿，攒下了4万元，作为他下一部电影的拍摄经费。走出煤矿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像一个刑满释放的囚徒。
“想给村子留一点念想”
虽然生活中极力避免煤矿，菅浩栋的镜头却绕不开它。
2016年春天，菅浩栋在老家河曲县沙坪村拍摄了自己从煤矿出来后的第一部长片《光盲》。电影主线是村里一位盲人，他早年做工弄瞎了眼，独自在太原做盲人按摩师，老了之后回到了村里。
影片展现家乡村落的各个侧面：在麻将馆里虚度时光，甚至染上毒瘾的年轻人；只剩下3个学生的村小学……路边闪过“采煤沉陷区 请慢行”的标牌。熟人骑着摩托车在路上碰见，攀谈的话题是塌陷的农地该如何补贴。
电影的结局很有“山西特色”，老人在住院一场后再次回村，整个村子已因采煤沉陷而搬迁。镜头里留下老人迟缓的背影。
“想给村子留一点念想。”这是菅浩栋拍这部电影的最重要原因。
在大同矿务局长大的常标，拍摄“真正意义的学生作品”《牢山》时，也选择了他熟悉的煤矿和矿工。
2012年春天，上大三的常标认识了菅浩栋。他们聊了一下午，菅浩栋说到了煤矿对自己家乡的破坏。不少村子已经下沉而整体搬迁。被小煤窑环绕的村子，正变得像一座孤岛。过去村里吃的是浅层地下水，随着煤矿开采，水源也污染了，菅浩栋上初中那会儿重新打了口井，“可深”。
才刚刚认识菅浩栋的常标，马上决定去菅浩栋家乡拍一部和煤矿有关的电影，菅浩栋当时比现在瘦，脸有点凹下去，他成了《牢山》的主演，演一个年轻的矿工。
在那之前，常标尝试过一些短片，但没认定要一直拍下去。拍《牢山》的时候，他终于觉得，电影可以做下去了。常标解释，这和别人的评价无关，是一种内心的感觉，拍着拍着就明白了。
为了《牢山》里的一场戏，他们去拍小煤窑里的澡堂。一条条漆黑的身躯刚从漆黑的井里上来，只有眼睛和牙齿白亮白亮的。
本来常标有点忐忑，但令他意外的是，矿工看到镜头，并没有生气，还互相打趣，咧嘴笑着。常标形容当时“各种心情都有”，他想，自己在城里“文明人”的脸上，绝看不到这样的反应。
透过这些被煤灰覆盖的黑黢黢的脸，他看到了很多人的脸——小时候跟随父母走南闯北，在建筑工地的大棚里围着聊天的人的脸。在大同矿务局的一个歌厅里，手里撵着2元钱，等着台上的歌女来抱自己的货车司机的脸。他们有的笑得油腻，有的紧绷，即使在歌女送拥抱的时候也没有表情，背后的老实和怯怯呼之欲出。常标想，有一天，他会把这些脸都拍进电影。
王小蒙把2015年秋天拍摄的《破碎日常》视为自己“真正的第一部作品”。这部被朋友笑称“狗·男·女”的电影，没有激烈的故事冲突：一个养狗的男孩通过手机认识了一个女孩。两人见面了，在一起了，随后又分开，连狗也走了。王小蒙真正想表达的是一种信息时代中人的隔阂。电影的大量时间里，男女主角在看手机。全片没有一句台词。
十八里店桥南周围的两个世界——高层住宅和低矮的城中村，成为《破碎日常》中的重要场景。女孩的房间在一栋高层公寓里，男孩的家就是城中村中王小蒙自己的住所。
“我到了北京之后，就在这个地方。我就在这个环境下，你让我拍白领的生活，成功人士的生活，我做不出来。”王小蒙说。
“县里这些企业我还不知道？你想让他们出钱，2000块钱都多。”
元旦之后，为了筹备第二部长片，菅浩栋和常标回了趟河曲县沙坪村。在县城他安排了一场饭局，邀请了一位县城媒体负责人。
菅浩栋想请他参谋一下，看能不能请县政府出面，办一个开机仪式以显示对“首个河曲电影项目”的扶持。这也不仅是一个开机仪式，而是把河曲在外从事电影或文化艺术事业的人都请回来，大家聚一聚，办成个文化活动，也许能吸引到一些企业和个人的投资。
“哎，县里这些企业我还不知道？你想让他们出钱，2000块钱都多。”这位负责人泼了盆冷水。
常标一直没说话，豇豆茄子吃空了，水煮鱼都是汤了，他开始给饭桌上的几位长辈递烟、点火，讲了一个熟人的故事：某位导演到某地拍片，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为拍摄地扩大了文化影响力。
不过后来他私下说，独立电影要获“五个一工程奖”有点难。这更多是一种找资源时的说辞，而且在你没名气的时候，不一定有用。
在中国电影行业整体红火的环境下，独立电影要找投资依然不易。被吸引来的投资者形形色色，有各种想试试水的土豪，不一定真认可电影价值。
常标的新片《沙漠》全部是用自己的钱拍的，初期也找朋友借了点。电影拍摄跨度长达3年多，中间的大部分时间在做别的活儿，边挣经费，边花经费，他觉得自己必须走一遍这个过程。
在2016年获得国内外许多奖项的《路边野餐》是近年比较知名的独立电影。它的总成本不到20万元，但经常拍着拍着没钱。和许多独立电影一样，电影取景地是导演毕赣的老家，主演是毕赣的亲戚。
王小蒙所在的公司是《路边野餐》的出品方之一，他是“新潮电影实验小组”里少有的有固定工作的人。
王小蒙说，中国的独立电影主要得靠海外市场盈利。想出头，获奖是最主要的渠道之一。有了名气之后，可以卖给国外的艺术院线，好的片子会不断被续约，持续在艺术院线放映。
他对中国未来的艺术电影产业十足乐观。在2016年10月，中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成立。王小蒙相信随着观众越来越细分，总有一部分人会不再满足普通的商业院线。但他也承认，公司目前的项目短期内不会带来太多收益。
饭局的第二天，菅浩栋的心情似乎未受什么影响。在县城的黄河边散步时，他望着漂浮冰棱的河水，望向黄河对岸的内蒙古。这里是过去“走西口”的通道之一，行人寥寥的堤岸上立着一个“走西口留影处”的牌子，被太阳晒褪了色。
“小军一直想渡过黄河，去内蒙古。”菅浩栋对着黄河说。
小军是菅浩栋下部电影里的角色之一，这次，故事还是发生在菅浩栋家乡的村子，主角从老人变成了年轻人。有人从大城市走了一遭回来，小军则是一直困在老家的那个。
菅浩栋继续讲述小军的轶事，像在谈论一个真人：小军骑着摩托车跑到山西、陕西、内蒙古三省交界的地方——河曲县刚好处于三省交界处。小军跨出去一条腿，豪气地说：我这就走了三个省啊！
不过直到车祸离世前，小军哪里都没去。车祸时，小军正骑着他的摩托车。
“我是个搞艺术的。”
像城中村和住宅小区的巨大差异一样，电影行业内部分化明显。闯出名堂的人，可能名利双收。籍籍无名者，常在底层挣扎。
从很多标准来看，“新潮电影实验小组”成员的生活质量并不太高，大体要被归为“底层挣扎”流派。他们住在城中村的公寓里。出门拐几个弯，吃的是“山西刀削面”“武汉正宗久久鸭”“老成都川菜”“安徽板面”……看着挺热闹，可谈不上多营养健康。
《沙漠》第一次拍摄的时候，常标借了一幅美院学生的画做道具。风大，画被吹走了，划了道口子。出借者说这得赔2000元。常标身上只有几百块钱。对方对着他大声数落：你拍电影的你没钱？
由于经费不足，拿不下场地，拍到一半被赶走，或被保安逮住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为了抢时间，常标在片场跑急了，一头撞到玻璃门上，血口子从鼻子一直划到嘴唇，右下嘴皮外翻，牙龈外露，缝合好后，嘴唇至今还缺一小块。本来不再过问常标的父母又开始极力反对他拍电影。
精神上的折磨也不会少。拍“网大”虽然累，但好处是累了就睡。而忙自己的电影时，失眠是很多人的常态。在申请“青葱计划”时，王法常常会没来由睡不着。他总是忍不住去想，还有哪些办法能把剧本拍成电影。
断断续续拍了几年的《沙漠》总让常标醒到凌晨2、3点。电影的不同可能性侵蚀着常标的睡眠，虽然已经剪辑了40多版，但有几场戏他始终没想好怎么剪。他也不完全满意片名字幕出现的方式。由于长期失眠，他满脸冒痘，脸上的疤倒不明显了。
大四之前的那个暑假，常标曾和菅浩栋一起去了趟北京，想找专业人士点评他们的作品。
在一篇回忆此事的文章中，常标写道，他们到中国传媒大学去找一个教授，学校已经放假，没什么人，他们见人就问“你是学电影的吗？”透过窗户看教室时，常标心想“这就是学电影的地方啊”，心理幻想着自己坐在教室里，听的、讨论的都是电影。
此后，常标曾考过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但没考上。现在他认为，没有接着考是对的。在学院派面前，他并不感到自卑。“很多年前的话，可能会，现在不会了。”常标说的“很多年前”是指胶片时代，那会儿拍片要专业的设备，也要一笔不小的资金。但在数字拍摄的时代，制作成本大大降低。现在靠的就是对电影的理解，独特的生活体验和表达，常标认为，这是学校教不来的。
《光盲》在豆瓣上有零星的评价。“导演真诚”“拖沓冗长”“长镜头太多”……菅浩栋给自己评了五星，评语是：“山西煤矿搬迁背后盲人的苦难和亲情的冷淡。”
“基本我想要表达的都表达了。”菅浩栋不太愿意谈过去的片子，他说自己现在脑子里想的都是马上要拍的第二部长片。
最初的作品虽然多少有些粗糙，但为这些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圈外人，赢得了敲门砖。
菅浩栋、王法各自在给自己的新片找投资，去年下半年，他们已经接洽了有意向的投资人。常标带着《牢山》去面试，进入过郝杰导演的工作室。现在仍给郝杰的片子担任摄影。
在矿上待了几十年的菅改民，很难想象儿子在煤矿之外的电影热情。自从退伍返乡后，这个山西农民就一直在矿下和田地里来回下力。累得紧时，田可以不侍弄，矿要每天下。瘦高的菅改民说自己从未有过任何消遣，更没有什么业余爱好。
“我们就指着他了。”他笑着看了眼坐在一旁的儿子。几年前，村里人都说菅浩栋拍电影是瞎玩儿，但菅改民夫妻一直很支持。
菅浩栋好像不太担心自己的未来。他说自己现在想的就是把当下的剧本一个个拍出来。“我认为做好眼前的东西，幻想的东西都会来。”
“幻想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名和利啊。有些人是为了名利才去搞电影。我想的是，做好了，才能来。”
“最后没来能接受吗？”
菅浩栋顿了一下，仿佛没考虑过这种可能：“肯定会来啊，”从煤矿跨到电影的经历给了菅浩栋很大自信，“我做电影，过程绕了好多弯，但我想要的结果都实现了。”
“新潮电影实验小组”的成员保持着一种“公社”式的互帮互助。有钱赚的时候，快速组团接活，各司其职。拍独立电影的时候，相互间义务劳动，或演或拍或做其他幕后工作。
在元旦之后从朔州回河曲的火车上，常标补拍了《沙漠》的一组镜头，菅浩栋做演员。这是“新潮电影实验小组”新年的第一次团队协作。常标终于拍到了出片头字幕的空镜。车窗外是快速后退的黄土地，“沙漠”两个字将出现在车厢连接处的玻璃窗上。这天晚上，在沙坪村菅浩栋家的炕头上，常标终于睡踏实了。
5年前，大三的常标坐一趟从商丘回大同的夜间火车，听着郑秀文的《长恨歌》，一夜写了120场戏。主人公的故事藤蔓纠缠，取自常标小时候在工地大棚里听到的天南海北的故事。
他想这个本子是不会拍了，有些东西写完就完了。
他一直记得男主角在他脑中登场的样子。这是个在村里的红白喜事上吹唢呐的少年，看上了同村的一个高中生。他坐到女孩身边，伺机靠近。等女孩子注意到他，他便故作镇静地开腔：“唉，我是个搞艺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