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笔者参观访问以色列,深感于其创业创新对中国的启示,以下几点思考与大家分享。
创新创业需要思想性著作引领
以色列诞生了许多引领世界的思想性著作,如《思考的快与慢》《创业的国度》《人类简史》《博弈论》等。以色列的上述著作承载着他们对经济发展、文化建设、人类未来等方面的探索,超出了国界和种族的限制,在人类文明和世界经济的前瞻性思考方面具有较强影响力。
这次以色列之行,笔者收获最大的是有机会请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博弈论大师罗伯特·奥曼;并向他请教了东方学者梁漱溟曾追问过的问题——这个世界会好吗——希望奥曼教授能从博弈论角度给出一些思考。这位年近九旬的智者思考良久,回答说,他年岁高已无甚恐惧,但非常担心子孙后代如何去面对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面对中东以及俄罗斯周边这些地区,它们是世界祸乱之源。这个意味深长的回答不仅反映了老先生思考的精深,也代表了以老先生为代表的以色列学者对世界的忧虑。
反观国内,我们更应突破先验理论教条思维和西方经济思想的束缚,应以中国经济实践为基础,加速构建符合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特征的理论。
跳出视野限制进行创新创业
鉴于以色列由首席科学家制度、国家孵化器制度、人才培养制度、兵役制度等构成的创新体制对创新的内在影响,笔者认为——
我国在处理资本与创新的关系时,应把握以下几个平衡:
1.短期性与长期性平衡,即企业的短期融资目标与长期创新绩效之间的平衡;
2.趋同性与专业性的平衡,即资本的投资趋同性可能带来的行业过度竞争与泡沫的问题;
3.进入与退出的平衡,即创业企业对资本的进入与退出都应在企业的创新进程中实现动态平衡。此外,还可以在放松风险投资行业管制、增加引进海外风险投资基金等方面作进一步探讨。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需要改造现行教育中失败的教条主义。在我国双创大力发展之际,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促进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的创业就业尤为关键。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中有一些教条主义弊端亟须改造,应从培养质量、创新能力、创新实践等方面下功夫,激发大学毕业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为我国创新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供给。
科技转化方面,创新要以产业化为目标,防止科技成果“积累快转化慢”。以色列的创新发展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强调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创新核心。反观我国,往往以科技成果的发表为核心,科技突破大量停留在实验室,导致科技转化率偏低。
科技以人为载体,以色列兵役制度中的军民顺畅切换实现了军用技术、民用技术的交叉融合,极大提高了科技转换率。我国在实现军民融合的模式上,也应以人作为衔接转移。
在创新的国家层面交流上,在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版图上,以色列是欧亚非三大洲的重要枢纽;在以色列的双边合作版图中,中国也是最具发展力的创新伙伴。“能带头重塑医疗保健、教育和城市的国家,将会是引领世界创新的国家。”这是此次以色列之行中,我听到的最具前瞻性的国际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