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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多赢的蓝图，却在几年间扭曲成了“灾害”，地方政府、村民和承建商都伤心不已。这事儿就发生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彦镇保素村。
2005年，因为冬季产菜难，呼和浩特市场上一斤白萝卜卖10多元钱，市民过年包饺子买不起萝卜。为此，2006年起，呼和浩特市政府决心发展设施农业——一来解决市民的菜篮子问题，二来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然而，经文虽好，念通不易。现实中，保素村等村庄出现了千亩大棚长期闲置、废弃；村民土地被占，无地可种；建棚人负债累累；政府工作人员苦心协调却难有进展的困局。
明明是好事儿，为何会令多方利益受损，伤了众人心？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前往当地进行了调查。
“合作社资金链断了，百姓不再信任”
保素村属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彦镇，冬季风大、天寒。走在村北侧广阔的田地上，可以看到成片空置、破损的大棚，不少大棚的膜被风撕开了口子，留下空空的铁架，有的棚顶更是被风掀翻，铁架被生生掰弯。大棚一侧的厚墙体温室里，空无一物，门窗玻璃破碎、墙皮脱落，门前枯草丛生。
“合作社的资金链断了，工程队来找，村里也来找，老百姓也对合作社不再信任。”巴彦镇人大主席闫国庆道出造成困局的原因。
据巴彦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高亮介绍，2012年，呼和浩特市提出“突出抓好以蔬菜为主的设施农业”，保证菜篮子产品供应。区政府给镇里分解下达了建设设施农业任务，通过招商引资，引入外来种植大户，采取“反租倒包”的形式，集中租赁农民土地，统一规划，集中建设。保素村的问题就是在此过程中产生的。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从呼和浩特市《2012年现代农牧业发展重点项目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看到，按照方案，2012年~2015年，该市将新建蔬菜保护地16万亩，为保证种植规模、菜篮子产品供应，其中明确由市财政、旗县区财政对该项目进行财政补贴、提供贴息贷款。
“市里定了任务下到区，区下到镇，再分解到村委会。”作为巴彦镇该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高亮说村委会主要有两个义务，一是负责同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二是找合作社落实任务，把棚建起来。由合作社投资经营，为村民支付土地租用款，政府补贴交给合作社。工期、质量、规格、图纸等由镇政府和蔬菜局跟踪监管。
“镇里当时是我负责，3800亩大棚到现在没有一分钱的外债，政府该补的钱都给了合作社。由合作社将大棚对外承包，种植，给农民发放（土地租金）。”高亮说，此前巴彦镇涉及设施农业的四个村都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运作得很好，没矛盾，没债务。
然而，2016年下半年，巴彦镇新接收了从黄少镇划归过来的5个村，其中3个村涉及设施农业，是保素村、太平庄村、添密湾村，有近4000亩设施农业。高亮发现，这几个村此前关于设施农业建设的运作模式与巴彦镇原有村的运作模式有所不同。
“一是村委会和村民土地流转合同签订不明确，有的签了，有的没签，造成合同签订不到位，农民拿不到租地钱，因此产生摩擦；二是建大棚政府有补贴，一个棚近4万元，不少村委会主任愿意接这个活，所以有些合作社是村委会主任办的。村委会主任领回任务后找施工队签合同，但并未签订完整、清楚的协议，造成完工之后，债务、工程款等一系列的问题。”高亮说。
高亮表示，除了保素村，太平庄村、添密湾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问题。
“村里开会人家问的是代表，俺们又不是代表”
对此，保素村村主任赵高俊解释说：“当时镇上派下来的任务有点紧，后来就没签（土地流转合同），签了也一样，这一阵子承包费兑不出来，没钱。”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了解到，赵高俊同时也是该村承接设施农业项目的合作社法人。
据保素村村支书张连好回忆：“那一阵菜价挺高，人们愿意（干），村里也开过会，但是收钱的时候，大家就不愿意了。”她说，政府补贴的钱工程队领了，事情却没和村民谈好，就是口头说了说。关于土地占用，现在要解决，就得和村民补签土地流转合同，向村民收钱，大家不愿意。
闫国庆告诉记者，镇里就此开过党委会，也去村里组织召开了村里的两委会，做村民工作，希望补签土地流转合同。但是老百姓现在不想和合作社签，对他们不信任。镇里正在考虑能否以村委会名义签合同，“土地流转不回来，永远是个问题”。
“没有土地流转手续，就没法贷款，村民现在表示，大棚建在我们家地上，又没有合同，凭啥给钱？”闫国庆说，两个月来镇里一直在做村民工作，大家对补签合同、购买大棚积极性都不高，目前全村500多户，仅有1户村民购买大棚。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了解到，尽管村民没有签订土地流转合同，但是对于当年村里要占地建大棚的事，并非不知情。
“那时菜价挺好，建大棚村里人都同意，村委会开了好几次会，落实、分配、定价，村民代表都在，当时都积极，都说愿意做，但是后来菜价走低，大棚盖得也多，有的人种着种着就放下不种，外出打工了。”赵高俊说，菜价走低，挣不着钱，再加上没有签订土地流转合同，这些导致村民不愿再种大棚。
“合同要是签了会好点。”赵高俊说。
闫国庆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事实上，保素村现有的450多个大棚，有120多个棚都有村民在种。这些棚不是由工程队分配，也不是由村委会分配，已经种了两年多。闫国庆说，村民觉得“反正是我们家的地，凭什么不让种”。
在保素村，记者随机采访了几户种植大棚、地被占用的村民。村民刘四毛从2014年就开始种棚，“刚开始菜价挺好，但是现在不行，收成很‘淡’，一个棚一年挣1万多元。”他说，种大棚一个人种不成，还要搭上家里人帮忙，费时费力，计划再种一年就去外地打工。
郭桂芝是村里的老人，她们家的地因建大棚被占3亩。老人对出钱购买大棚不理解：“个人的地还要钱了？我当初就不同意这么干，村里开会人家问的是代表，俺们又不是代表。”
还有村民表示，今年你种上黄瓜，人家柿子涨价了，明年你种上柿子，别的菜又涨价了，未必就能挣钱。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离开保素村的路上，途经一个挂有“赛罕区蔬菜流通服务中心”牌匾的大型货场，里面空空如也，仅有一个角落被人用于烘干玉米。
看门人说，前年夏天，这里还有人拉着蔬菜来转运，2016年却没见有菜农来，“老百姓来这儿送菜还要用车推，现在收菜就在门口，接货的就直接接走了。”
自筹都是合作社找村民去谈，政府不参与
为此事犯愁的，不只是农户、村干部，还有大棚的承建人。李永兴就是其中之一。
对他而言，这个春节过得并不喜庆。因为年关里，找他讨债的人很多。
节前，李永兴又一次来到保素村，他思谋着两件事：一是看看自己盖起的大棚又破了几个，二是问问村主任，盖大棚的钱怎样才能回来。
李永兴在保素村承建了54个大棚。他说为了做这件事，自己连贷带借花费超过500万元。大棚建起来了，合同里约定的应付款项却一直没有付清，相差不少。
3年来，尽管没人按照合同约定来使用这些大棚，但是李永兴时常会接到可能有人要来种的信息，为了交棚时达到验收标准，他已将大棚膜换了几茬。“2000多元的膜，换了烂，烂了换，想找人验收，自始至终没人管。”李永兴说。
宋海峰（化名）和李永兴有着相近的遭遇，也是大棚承建人之一。时至今日，他仍清楚记得，三四年前，施工队工人在寒风中他排队等候领工钱过年的场景。
“当时没钱，我从外面借钱给工人们开工资，当时连瓦工带焊工30多人。”宋海峰也因此欠了更多的外债。
因为心疼儿子，宋海峰年过六旬的父亲老宋，已经陪着他讨要工程款多年。“总价几千万元的东西，放了好几年没人管。”老宋说。
据李永兴回忆，2012年4月，他与其他几家承建商同以赵高俊为法人的呼和浩特市丰泽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签订承包合同，一共在保素村建起450多个蔬菜大棚，占地1000多亩。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从该合同中看到，关于工程价款的支付与结算一条写着：该项目的国家补贴款，由双方共同办理，款到位后如数支付给大棚承建商，村民自筹资金由甲方负责在工程完工后向村民收取并支付。
李永兴表示，自己已经领到合同中约定的国家补贴款，未支付款项主要是村民自筹资金、贴息贷款等。关于自筹资金的支付数额，李永兴表示，自己当时同赵高俊只做了口头约定，即除国家补贴、贴息贷款之外，由村民自筹3万元。对此说法，宋海峰也进行了确认。记者就此致电赵高俊进行核实，电话始终无人接听。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注意到，该合同中关于村民自筹资金一项并未明确写清，也无更多解释。
高亮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知道4万元的政府补贴，但因为当时保素村尚未归至巴彦镇，所以关于村民自筹部分他并不了解。据高亮介绍，除这3个新划入的村以外，巴彦镇其他建有设施农业的村的做法是，蔬菜局、村委会与合作社之间有协议，但合作社和哪个施工方的签协议、怎么签，镇里不管，怎么付款由合作社解决，自筹都是合作社找村民自己去谈，政府不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