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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至今清晰地记得，2013年的正月初四，自己第一次向中心的老师和研究生们发出倡议，写写“回乡记”。
当时的初衷，不过是大家平时就是在全国各地的农村调研，过年回家乡，事情不多，也是个观察的好机会。
出乎他意料的是，返校后出来的60多篇文章，质量都不错；而且几乎所有的人把研究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家乡，不约而同地感慨变化之大。“这恰恰是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中国快速变迁的一个缩影！”
由此持续了5年的“回乡记”，范围遍及全国近30个省级行政区域，近百名三农研究者长达5年的返乡调查和记录，渐渐拼接起一幅中国农村人情交往地图。在这张地图上，人情风的异化在不同区域的农村差别很大，可以标出不同的色块，长江流域尤其是洞庭湖地区，人情风异化最严重；调研中东北地区不少地方也是泛滥状态；上海和苏南集体经济强劲有力，广东福建宗族组织完备，相对理性。
汇总超过500篇的文章，贺雪峰有一个基本的感受，自己儿时的记忆和比自己小20多岁的学生们并没有什么两样，这一代的研究者童年时代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以前，和改革开放前后差别不大，农村总体处于贫困状态，三农负担重。
变化发生在2000年前后。伴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和民工潮到来，乡村社会快速变迁，国家政策越来越好，赋税减免消失，新农合普及，一边是富裕程度快速提升，人群分化加快；一边则是留守老人多，村庄空心化，凝聚正能量的力量变得薄弱；“旧的乡村规范崩坏，而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规则还远没有建立起来，人情风异化就是其中隆起的一个脓包。”
“这必须要有政府和精英人士的介入。”贺雪峰发出呼吁。
博士生班涛也持类似的观点。
在班涛看来，打工经济兴起前的传统乡土社会时期，村民人情交往的能力与意愿的匹配依靠内生的社区结构，公共舆论使得村民维持人情交往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打工经济兴起后，村庄社会趋于流动，市场经济不断向村庄渗入，社区舆论弱化，集体力量向后收缩，个体自主性增长，村民仍有意愿维持人情交往，但内生结构的弱化导致了一个结果，即为人情支出攀升超出了一般村民的承受能力，造成了意愿与能力间的失衡，并且如若没有力量干预，失衡会进一步加剧。
以红事酒席举办场所的转移为例，最开始有一两户经济条件稍好的更多基于方便考虑在饭店办酒，慢慢地一传十、十传百引起更多村民的效仿，随后在饭店办酒席被赋予了有面子的标签而取代了在家里办酒，其他村民只能跟上，最开始的个体行为转化为社区行为，同时酒席标准相应不断上扬。
班涛把人情风愈演愈烈总结为“人情——面子——跟随”的逻辑，社区舆论受到少数在外务工较为成功的村民的重塑，再通过这些少数条件较好在村庄的行动而引起大多数村民的不自觉跟随，从而成为社区集体行为，一般村民被拖进人情交往的漩涡而深陷其中难以挣脱，将一般村民裹挟进来，“因此当下阶段政府作为外部力量介入到农村人情中既为必要也为必需”。
贺雪峰同时也警示一些地方政府直接推行的“限桌令”“限额令”等，行政干预人情风引发了不少争议，“政府之手如何掌控也值得思考”。
在一位博士生的调研中，就曾有这样一件荒诞事。
2016年6月，华中地区一个县里关于政府限制酒席项目的规定不胫而走。很多人传言，政府规定自2016年7月1日起，只能办满月酒、白事、婚嫁酒和高寿酒（80岁以上的整岁），其他项目一律不允许办，“喜十”、考学、参军、乔迁、60岁寿酒、70岁寿酒等项目均被排除在外。
村民听说这一消息后分外高兴，这位博士生的亲属听说这一“规定”后还特地给他打了电话。然而，没过几天，事情发展得令人哭笑不得。
当时高考在即，一些村民听说这一消息后，纷纷抢在规定执行之前为子女办升学酒，大多数家长在高考成绩未出来之前就将酒席办了，一些家长在孩子还未高考之前就办了酒席，更有甚者，小孩还在上高一，就为孩子办了升学酒。
等到7月1日，政府没有强力执行传言中的规定，然而村民们担心政府总有一天要限制人情酒席，自己会吃亏，又加速了办酒席的频率。
这位博士生试探性地问妈妈：“如果政府真的出面管，你觉得老百姓支持不？”
妈妈激动地说，“只要政府管，我绝对第一个举双手赞成，我敢保证，其他村民肯定也会配合的。要是政府管下来了，你小幺以后肯定也不会不敢回来过年了。”
调研中，四川、山东一些地方村里“红白喜事理事会制度”引起了贺雪峰的关注。在当地，政府通过乡贤五老为基础，组建“红白喜事理事会”，以宣传教育为主，从规范引导入手，从村民自治落脚，制定村规民约，对随礼标准、规模、项目进行约定，“找到了平台和抓手，用软法去陋习、树新风”。
本报武汉2月6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雷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