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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上海市五角场监狱有一条“新生之路”，连接封闭与自由、昨日和明天。这条路基本上是绿色的，墙壁上画着绿色的竹子和树，绿色的尽头，一张照片被放大到极限，上面是妻儿父母。
每天早上8点30分，监狱民警会准时安排刑满释放人员从这条路回归社会。
这条路不过50米，过去的5年里，有将近3000名犯人走过它，把囚服、悔恨和泪水留在里面，开始轰隆隆的新人生。
双脚走完这条路用不了1分钟，但在心里走完它却不知时日。宋建国第一次走出家门，是在出狱两个月之后。他乘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到没人认识他的地方，就为了抬起头晒晒太阳。相较而言，他更愿意在雨天出门，因为他能随意控制雨伞的倾斜角度，遮住自己的脸，他害怕遇见熟人。
可也有人可能永远走不完这条路，“走出这道门，他们不知道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办公室主任周斌说，曾经有服刑人员在刑期将满时，打报告想留在监狱干杂工。据说，早前有个蹲了15年监狱的人，释放时死活不愿回家：“一定要我走的话，出去了我还是要进来。”
通往社会的“模拟人生”
“新生之路”上印着绿色的脚印，初衷是让人停下看看墙上刻画的如“行路难、多歧途、需自律”等颇具劝诫和感悟之语。
真实的情况是，很少有人会想在脚印前停留。他们迫不及待地洗了澡，把番号卡扔到一个箱子里，签下不再犯罪的保证书，采集指纹，穿过6道厚重的铁门，然后呼吸上一口真正自由的空气。
2011年司法部有关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明确要求有条件的省（区、市）要成立出监监狱，每个省市都要成立出监监区。五角场监狱是全国最早探索出监教育的几家监狱之一，也是上海唯一的一所出监监狱，大多数成年男犯在刑期的最后3个月都会被移送到这里。
在新生之路的尽头，王淼正在等待。他满脸笑容，兴致勃勃地摆弄一会儿将要带出监狱的东西。旧报纸包好的几幅书法，是狱友送给他的，有一张写了一个“诚”字，另一张写了一些成功学的话，“人脉就是命脉，人脉就是财富”。在狱中的这段时间，原来的很多朋友都“人间蒸发”了。
他还带了两本书和进去时的衣服，一件黑色的短袖衫。他进去时还是夏天，《变形金刚4》刚刚上映，他陪儿子看完电影才去法院，他记得电影的大陆译名叫《绝迹重生》。
“新生”二字印在监狱教学楼的墙上。五角场监狱的几幢教学楼，让它看上去不像监狱，倒更像个学校。只是有狴犴守在门口，那是一种神兽，形似虎，平生好讼，却又有威力，常常装饰在狱门之上。
为了让犯人能顺利融入社会，教学楼里有水电工、护理、餐厅服务员等技能培训，能培养犯人拥有一技之长。此外，还有一个“浓缩的社会”环绕其间。
每个月有一天，监狱会邀请派出所、司法所、社保中心、银行的工作人员穿着制服，戴着工牌出现在高墙之内，回答服刑人员关心的问题，提供咨询帮助。
周斌说，像这样的教学方式叫“类社会化管理”，也被民警和服刑人员称为“模拟人生”。通过模拟与真实社会相仿的情景，让服刑人员提前感知外界社会，减轻回归社会的陌生感和恐惧感。
模拟的身份证能在自助售票机上打印出火车票；如果想去银行取钱，要先去一旁的取号机取个号，然后等待叫号。
常人看来的普通技能，对于在监狱生活十几年的人来说，足以构成压力。监狱里不能携带手机，管教民警就把微信的使用方法一张张截图，制作成PPT，给犯人们播放。监狱还会定期开展“时事大讲坛”，“蓝瘦香菇”这些词，是王淼新学到的。
王淼的眼睛很大，圆圆的，面白，他说是太阳晒得少所致。他的脸颊下陷，嘴唇漏风，头发支棱着，像是胡乱剪的。
说起因何入狱，他像谈论午餐吃了什么一样稀松平常，“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判了两年半”。他早前开了一家汽配公司，清晰地记得手底下管着60人。
但很多事情是记不起来了。随身携带的最宝贵的东西是这些年的通信和一张全家福，照片带着过去的烙印，但笑容是超越时间的。他忽然指着儿子衣服上的大嘴猴图案问：“这个猴子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很有名的。”接着，又十分认真地问：“现在流行什么发型？”
踏上“新生之路”是令人兴奋的。一同释放的还有4个人，拿着释放证，表情轻松。路的另一头同样充满期待，王淼的家人正等在6道门之外。
隔着十几米，王淼看到等候在栏杆外的妻子、小舅子和朋友，昨天他说，自己泪点低，这个时刻可能会哭，但今天他忍住了。他先前嘱咐妻子不要带儿子来，“怕给小孩子留下心理阴影”，也不要开自己的车，“怕晦气”。之后，他还会去跨火盆、烧香，急切地与过去作别。
流传下来的规矩有很多，比如出狱那天的早饭一定要吃，取意“不欠牢饭”；有人在走之前把杯子摔得粉碎，希冀一辈子不进牢房。“你高考完撕书是什么心情，他们就是什么心情。”五角场监狱出监监区的教导员韩磊说。
王淼快速走向亲人，转身向管教民警说了声“谢谢”后，就和家人汇入人流，像水消失在水中。
比身体记忆更深的记忆
新生的脚步从这里重新开始。按照常理，所有人都会盼着尽快踏上这条50米的路，步伐轻快。事实却并非如此。
有人排队走向大门时，踏着奇怪的步子，僵硬地摆动双脚。牢狱生活已经让身体形成记忆。
出来一年半以后，身体里的闹钟每天5点50分准时叫醒宋建国，因为6点整是监狱开封的时间。在交谈的几个小时里，他不停地用手擦拭桌子，这也是在里面养成的习惯——时刻搞好个人卫生。
“痕迹很难抹去了。”韩磊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出狱的人很想把监狱忘记，却难以摆脱。被叫到名字，他们会脱口而出，“到！”与朋友吃饭，不说在几号包房，而是“几号监”。有人睡觉必须开着灯，否则长夜难眠。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老布鲁克决定在出狱后悬梁自尽。他被囚禁了大半生，自由的世界让他不知所措，他还曾试图通过伤害狱友继续留在监狱。在重新获得自由以后，他果真吊死了自己。
老布鲁克的形象一直在宋建国的脑海中频现，看电影时，宋建国对主人公的印象寥寥，但为配角老布鲁克留下眼泪。
他记得摩根·弗里曼扮演的老头，在老布鲁克死后谈到，监狱是一个体制化的场所，一开始你恨它，它剥夺了你的自由；接着你会慢慢地习惯它，熟悉它；最后你会离不开它，离开它你将像老布鲁克一样不知所措。
出狱的宋建国有时觉得，还是里面好，“什么都不用操心，只要努力完成每天的改造任务，里面对每个人都很公平。现在一切要靠自己。”
宋建国今年57岁了，由于诈骗罪判刑7年10个月，因为表现好减刑了11个月，又获得一年半假释。
出了监狱的大门，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宋建国好像丢失了方向，他乘地铁坐反，走在街上迷路。
不少犯人出狱前都会为将来的不确定性惴惴不安。王淼在出狱的前一天说，很怕“自己成了386（电脑CPU），人家都是酷睿，跟别人沟通就麻烦”。
不少释放人员像一片冲击拍打岸崖的怒涛，至今未从时代的顽石上散开。甚至有的小偷出狱后干起老本行，偷完电动车去加油站加油；还有人看见别人用耳机打电话，以为在听音乐，伸手就去偷手机，被发现后一脸错愕：“手机不贴着耳朵也能通话吗？”
身体上的牢房记忆尚且能够接受，但人们思想上的变化太过迅速。黄浦江畔正在生产全球最贵的夜景之一，京沪高铁1秒行进超过100米，人们观念上的变革，恐怕还要迅猛。
宋建国对于现在和未来毫无把握，但也得硬着头皮去适应。现下流行同学聚会，他很想去参加，但又很怕去。“别人可以很肆无忌惮地疯，卡拉OK，唱啊闹啊，我疯不起来，我很傻地坐在那，好像没有这种心情。”他仍在努力擦着没有灰尘的桌子，“这种开心的事轮不到我，快乐不该属于我。”
那种对人群的疏离感，边缘的气质，不自觉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我是一个局外人”，在灯光闪烁的KTV，他正努力驶向现代生活，但又被自己所困。
他也怕别人戳脊梁骨，“他开心个什么劲儿”。宋建国时刻提醒自己，不该兴奋。以前监狱里有句话：你是什么人？这是什么地方？你是干什么的？现在，他做什么事之前也习惯先想想这句话。这种拘谨的状态，像从监狱里带出来的标记，永远附在他身上，令他不得自由。
出来后的两周之内，王淼喝醉了4次，“苦呀。”他说。
“出来了还苦？”
“酒苦呀。”他回答。
“我没有叫爸爸的习惯，你不要计较我。”
服刑人员通向这段路的时间可能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而走完它，有时甚至需要更长。正如“新生之路”尽头的那幅家人照，亲情总是最强的牵引力。
宋建国的女儿上大三了，头发染成黄色，打扮又酷又新潮。女儿去接他出来那天，别别扭扭地喊了声“爸爸”，就低头玩手机了。“不像别的女儿跟爸爸出去玩，很亲昵地搀着父亲的胳膊。”
“她到现在叫我‘爸爸’两个字的时候，都很别扭。”宋建国说，即便同处一室，女儿想跟他说话，也要通过妈妈转达“你叫他把这个递给我”；出门去同一个方向办事，一路上可以不讲一句话，到终点互道一声“再会”；微信上他嘘寒问暖，总是以女儿的一串省略号结束对话。
他问起女儿找工作的事情，女儿说：“找什么找，到时候看咯，公务员又不好考的。”
女儿对他说，“我没有叫爸爸的习惯，你不要计较我。”
“她气我吗？还是有吧。”宋建国像是自问自答，“但内心还是亲的，表面上有隔阂。”他说高考那年，女儿还把录取通知书复印了一份寄到监狱里给他看。
王淼出狱的第一天，儿子一整天没跟他说话，一直忍住没哭的王淼终于崩溃，“模糊地望去”儿子长高的身形。
韩磊曾遇到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犯人。他服了6年刑，竟然完全瞒住了女儿。他不让妻子来看他，怕耽误了照顾女儿的时间。妻子打电话，无意中说到“在里面照顾好自己”时，他会突然怒斥“里面什么里面，女儿听到了怎么办！”
他一直骗女儿在外出差，当时已快出狱，但并不知道确切日期，只能跟女儿说回不回得了家，要看买不买得到车票。女儿在电话里十分想念爸爸，说自己攒了很多压岁钱，给他买飞机票，让他回家。后来出狱的日子终于定了，民警要通知家里，他很怕女儿接电话，6年的谎言功亏一篑，韩磊跟他说，如果是女儿接电话，就说自己是他的朋友。“他当时听完两眼放光，问我‘真的吗？’”
仍然身在监狱的李志远刑期还剩两个多月，春节注定要在监狱里度过。他已经40多岁了，坐了4年牢，“我觉得一个人最辉煌的年龄就是30到45岁，自己刚好，没了。”
监狱里有各种悲伤的时刻，有人正在专心地干活，忽然被叫了出去，回来时脸色煞白，手中攥着一张离婚协议书。
但见亲人仍然是监狱里最有盼头的事情，每月一次，服刑人员总是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准备要跟家人说的话，甚至因为想说的太多，半路忘了。最落寞的莫过于等了一个月，却没盼来亲人。
李志远上个月见到家人，黑发已转白，“坐在玻璃对面一句话不说，看着你流泪。”
他想起奶奶就揪心，奶奶83岁了，打电话回去，她已不能听见。他由奶奶带大，奶奶说等不及他给送终了。
他不敢喝茶和咖啡，最怕晚上时间空下来睡不着，尤其逢年过节，他盼着自己每天都能倒头就睡，一觉到天亮。
韩磊说，监狱一般“不玩煽情”，怕他们情绪激动，“但春晚还总是煽情。年关年关，别人过‘年’，我们过‘关’。安全是监狱工作的底线，我已经在监狱里陪犯人一起连续过了8个除夕了。”
踏上“新生之路”以后，王淼说自己“出了关”。他刚进监狱的头两个月瘦了12公斤，别人跟他开玩笑说，监狱里作息规律，坚持劳动，身体应该很好才对。他惨笑一声：“身体好坏是跟心情相关的。”
孤独，没人可以交心，第一年中秋，王淼和狱友们像小学生一样“排排坐”，看不到月亮。出狱后，他脑中总钻出一个画面：一个人只身站在偌大的操场上，周围空荡荡的。
他在出狱的第二天买了10张明信片寄给里面的人，每张都写了“新春快乐”。“里面很孤独的，他们看到这四个字都会很开心。”王淼说，送他毛笔字的狱友，7年前的一封信，破损得不成样子了，还时常拿出来给他看。还有人嘱托他出去之后务必去一趟自己的老家内蒙古，帮他拍一张女儿的照片。
“有人抻着他，就不会想不开（自杀）。”许冬是五角场监狱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的主任，中心每个月要接待六七十名犯人，新买的面巾纸一个月能用掉大半包。“他们的经历一般都比较复杂，你了解他们的经历就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对于出监犯人来说，能否被家人接受一直是悬在心中的一块石头。有个71岁的老头，因为性侵村里女童进监狱，想要保外就医，家人死活不同意，“他在里面我们都低着头，怎么能让他出来？”
有人年轻时无所畏惧，人称“教皇”——被送了13次劳教，“无期徒刑分期吃”，老了忽然感慨一生一无所成，到头来什么也没得到。韩磊见过最长服刑时间是21年。他出狱时，赖以生存的空间早已不在了，“父母过世，妻子离婚，以前身强体壮，现在是个小老头子。”
可无论怎样，这最后的50米都是令人神往的，因为50米外就能触摸到亲人。十几年前，有个犯人的母亲，从四川一路讨饭到上海，母亲把讨来的58元钱存到了犯人儿子的“大账”（相当于服刑人员的银行账户）上，监狱工作人员劝她留一点自己用，万一回去讨不到饭要挨饿了。那位长途跋涉的母亲在窗口前犹豫了许久，思来想去，最后留下了50元，揣着8元走了。
也有人从安徽白茅岭监狱徒步走回上海，省下监狱发的路费，正值寒冬，他睡在卖菜的石板上，就为了攒钱重新开始。
许冬有一次通过沙盘观察犯人的心理，那个犯人摆放了房子和人，最后却在中间划了条河，形成阻隔。
“他觉得最对不起的是家人，他对家人能否接受他感到不自信。”许冬和他的同事还会模拟犯人回家后被拒之门外的场景。“要让他们知道碰到这种场景该怎么跟家人沟通，消除心中的不安。”
“别人拿大学毕业证，我拿刑满释放证，谁会用我呢？”
五角场监狱几道严实的铁门、高高的大墙和铁丝网分隔了两个世界。内部是400多个民警，1600多个犯人，道路平坦。中间连着家人，像强力的磁铁拽人上岸。但50米的路外，是崎岖之路还是坦途，家人们心里没底，社会却在希冀。
心理咨询师许冬说，犯人们从这个世界，走向另一个世界前的焦虑，一是源于家庭，另一个就是对在社会生存的恐惧。
“别人拿大学毕业证，我拿刑满释放证，谁会用我呢？”
宋建国刚出狱时遇到熟人，不知道他情况的，他就谎称去外地打工；知道他情况的，也不多问，有的客套一下，握握手，“蛮好蛮好，有空到我家里玩”，但也不留电话。宋建国自尊心强，他说自己从不主动找人要电话，“真朋友会留给你的”。
在监狱模拟实训过程中，得知社保的一些手续要到原单位去办，宋建国到了原单位门口徘徊了5次，也没进去。最后实在忍不住打电话把曾经的熟人叫出来，约好第二天在门口等他，他不敢独自进门。
“他们的自我评价过低，自尊又畸形地膨胀。”在监狱里，一排犯人迎面遇到一个警官，向他打招呼，如果对方积极回应，犯人们会一个一个问好，声音越来越响。韩磊说，服刑人员尤其需要肯定。
五角场监狱曾做过一个调查，关于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选择，韩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便保洁的薪水远高于保安，他们也喜欢选择做保安，因为前者被人使唤，而后者能指挥别人。
最受刑满释放人员欢迎的工作，一是管理类的职位，二是自由度高的工作，像驾驶员、快递和送外卖。
还在狱中的李志远盘算过，出狱以后，承包十几亩地搞种植，或者到外面做生意，要不就干养殖业。他三五天就有个想法，但总是很快被推翻。
在再犯罪率的统计中，服刑人员出狱后的头三个月是犯罪的高发期，如果那时衣食无着，很容易回到旧的社交圈，可能引发再次犯罪。
路外的生活困难重重，充分运用好路这边的日子显得十分重要。
2011年7月，五角场监狱开始对临释罪犯开展出监教育，形成了“收、管、教、帮、评、访”六项工作机制，目前已有近3000名临释罪犯走出了五角场监狱的铁门，就业率86.2％。在监狱开展的“千人大调查”中，重犯率2.15％。周斌说，这大大低于没有经过出监教育的人。
王淼在监狱里的最后一天，民警帮助他演示监狱里先进的电子系统，他刷了下胸前的番号卡——番号卡的背面是那张全家福——机器上显示他的“大账”上有多少钱，自己的奖惩分数——分数对他们来说尤为重要，当分数积攒到一定程度，能换取减刑的机会。
王淼的监舍在楼道的第一间。每一天，在监控室，民警会一刻不停地盯着32块屏幕，掌控着整个监区的动态。“监控民警神经始终高度紧张，很多人都会失眠，睡不好觉。”韩磊说。
白天还好，画面是有内容的，一到晚上，只能看着犯人的睡姿、说梦话、打呼噜。监狱的探头装有红外幕帘，夜间如果有人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的监控画面会自动弹出放大。但更多的时候，民警只是紧紧地盯着画面。
“最大的追求是能一直无聊。”韩磊说，监狱的工作就像在火山口，没事的时候还好，一旦出事，那就是灾难源。
他从业20年了，祖孙三代都是警察。他带过1.1万多名服刑人员，望上一眼就基本能断定对面的人是第一次进监狱还是“老官司”，有的犯人看一眼后脑勺就能叫出名字。
韩磊和许冬都有以各自名字命名的团队。韩磊开办的“韩磊时政讲坛”，每两周举行一次，结合当下时事热点，针砭时弊，语言诙谐。“东冬工作室”有成员40多人，实行“坐诊制”，开展对罪犯的心理咨询。
“队长，我救了几百人啦！”
路两头的世界，谈不上谁更复杂，谁更简单。韩磊在监狱的工作中，曾遇到形形色色的服刑人员，他们有的对他而言只是个匆匆过客，无法留下什么印象；有的却是他要倾情相待、用心付出的对象。
汶川地震时，韩磊带着服刑人员赶制救灾帐篷，一个帐篷能睡16个人，他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想着做一个得多少分，换多少钱，你就想，你做一个，就有16个人不会吹风。”
那次大家都干疯了，帐篷很厚，有人把手划破了，就拿封箱带一裹，继续干，有人在结束后炫耀，“队长，我救了几百人啦！”
在监狱工作久了，很多工作人员对复杂的人性理解更深。有的犯人一辈子吃了七八次官司，但仍有“人性好的一面”。曾经，一个盗窃犯对一个交通肇事犯破口大骂，“你是个畜生，你不会给人送医院吗？”一个抢劫犯把生命看得很重，如果看到有人落水，他很可能去救人，但说不定，救完人就把对方的手表撸了。
“监狱可以提供为罪犯铺设重新回归社会的新生之路，监狱民警的角色是指路者，但真正的改变关键还在自己。”韩磊始终认为，人可以被改造，但人只可以被自己改造。他把狱警和犯人的关系比作“一个导游和一个陌生的游客”，“我告诉你这条路坎坷泥泞，那条路风光秀丽，至于你摔了一身泥还是拍一堆美照，那是自己的选择。”
周琳是上海中和社区矫正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她的工作除了安置、疏导刑满释放人员以外，还会给社区服刑者进行每个月的集中教育。
社区矫正目前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行刑方式。很多专家的共识是，刑罚的目的是将社会人格不完善、不能正常进行社会生活的犯罪人再社会化，注重对犯人的改造、完善而不是报复。参与社会劳动，能让人找回一些自豪感，“心理学上叫正强化，做了好事得到鼓励，能形成好的习惯。”许冬说。
假释中的宋建国正在参加社区矫正，“有些人根本不懂自由是多么可贵。”他特别想当矫正师，“能够用我自己的经历告诫更多的人。”
“新生之路”延伸过去，是一片真正的绿色。五角场监狱是上海少有的留存于市内的监狱，它的身后是一座森林公园，种植着200多种树，一年四季都有绿色。天气好的时候，能远远地飘来嬉笑声。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宋建国、王淼、李志远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