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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2016年年末，我和老师海华并肩从五道口地铁站走回学校。男男女女从身边穿过，他们是五道口鲜活、跳跃的年轻气息。2014年离开大学，在别处似乎再很难呼吸到“宇宙中心”的空气。
冬日午后的阳光冷冷的，不亮不暗地晕染成一团。我叽叽喳喳地说着工作、生活中的观察、疑惑，初出茅庐的愣头青急不可耐地期待验证什么，想要导师给我一个答案。
海华老师平和、沉稳，不着急回复我，更不会教育我。在我混乱的叙述中，找一个空当，问几个细节，理清思路。她停下来看着我，“别忙着下判断，记下来，未来都是值得研究。”
我看着她笑，觉得不可思议，“啊？这也值得写？”她打断我的笑容，坚定地盯着我，“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她不止一次地敦促我写作，要求微小到每天500字，不管是读书笔记、生活细节、工作观察。一切值得记录的都有意义。
毕业后，大概每两三个月我会回学校一趟。新闻系的教师办公室在二楼尽头，拐两道楼梯，扶梯而上，穿过黑暗的走廊，窗前一片光亮。与大多数惧怕老师的同学不一样，我总是去海华老师的办公室。“咚咚”敲门，门还未开，导师明亮的声音传了过来，“来了”。
导师办公桌前是一张淡绿色的沙发，我总窝在里头。第一次坐进沙发，是大三时，不知道自己以后能干点什么，总想着逃出学校。那时，海华老师也刚来学校不久，她托朋友暗中关心我。等我知道已经是后话，心中感谢这份不明说的叮嘱。
之后，我经常坐进那张沙发里。开读书会、讨论论文、咨询就业，“导师导师”，叫多了便真成了领你进门的师傅。
毕业后不久，我又弓着背蜷在沙发里，告诉她，我每周去做一次心理咨询。没有过多的疑问，她告诉我，如果自己刚工作时能有这样的机会，她也会去。不用再多说，我就安心了。
从11级新闻班开始，这间办公室成了读书会的驻点。每周五下午，一群学生挤进来，围坐一圈，经典书籍往往厚厚一叠，重得能砸死一头牛。我们坐在折叠椅上，没有桌子，书摊在腿上，每一个人像一头长颈鹿，伸长了脖子再折下“啃食”书页。
班里出名的学霸考上北大社会学系，书读得又多又透。有时，见她同老师们讨论起宗教起源，法国沙龙的演变史，市民概念的形成……我又惊、又喜、又敬。
我等学渣拖到读书会前一天，才翻开整齐无痕的书页，草草读了一遍，慌张的时候还跳着读，装模作样地在书本上画了几道。靠着一张认真脸，混进读书会，听众人辩论，云里雾里。那时我们不谈油盐，不谈泥土，不谈薪水，只谈论离生活遥远的过去、智慧和虚无。置身其中，常让我忘了时间的跨度，屈服于理论之下，懵懂与敬畏同在。
好玩、好笑的日子也有。学校旁开的螺蛳粉店，虽“臭名昭著”，却风靡全校。一次读书会前，我们点了十来份螺蛳粉，一人捧了一碗站在办公室里，烫得拿起又放下，聚众食粉，那酸爽味儿估计一周在办公室里都散不掉。
毕业快两年，我还潜伏在学术群里。自然，我已经无法与众学霸对话。但是，悄悄躲在群里，看到每周他们提着葡萄、苹果，从北大、中传、北外风雨无阻赶去参加读书会，读的书目更加艰深，讨论的话题在表意层面就已经超过我可理解范畴。群里只言片语，足够了，我很庆幸曾经坐在你们中间。
那天下午，我和导师站在教四楼前。她瞪着眼睛，打断我的嬉笑，又一次催促我每天写500字，“我已经荒废了，你要写下来”。第一次，我主动抱了抱她，挥手告别，一个人返身走上梧桐大道，走出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