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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灯初上的北京，大钟寺附近一家小饭馆，饭桌上的6个人认真盯着孙伟手中的平板电脑，羽泉《奔跑》的前奏响起，出现在画面上的是“北京医师跑团”的成员，一个人和着旋律亮了嗓：“白衣脱下来，换上心爱的跑鞋……”对他们而言，尽管这首重新填词的“团歌”已成了“洗脑神曲”，但再看视频中的自己，总能感觉像被时间拽了回去。
跑团团长朱希山被拽回了2015年。两年前，朱希山为了减肥开始跑步，最后竟完成了一场马拉松。“这本是遥不可及的事。”在这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肿瘤诊疗中心医生的印象中，首次接触马拉松是在2008年夏天的高温里——在北京奥运会马拉松项目终点处当医疗志愿者的他“等一两个小时不见选手来”，这才特意搜索了有关马拉松的信息，知道了距离是42.195千米，“知道了它起源于一个悲剧。”此后，雅典士兵菲迪皮茨的死亡常被朱希山在与马拉松相关场合提起，“起码要查个心电图和心超，必须对马拉松怀有敬畏之心。”
可当前国内被社交功能催化膨胀的马拉松热潮中，“敬畏之心”像一个救生圈，抱着它刚扎进水里的人，发现水位仅仅及腰便随手将其抛弃，很少有人担心下一脚会踩进深水区。
马明太的“救生圈”被他丢在了家乡大连。2015年首个马拉松费时4个多小时，“比我预计的6小时完赛好多了。所以，家门口的赛道上如果刷个PB（个人最好成绩），一定会很美妙。”这次，他给自己作了配速计划，精确要求步伐和呼吸，“没聆听身体的声音”，结果跑了20公里腿就出了问题，更让他觉得沮丧的是“我可是骨科医生啊”。
这一次，理论败给了实践，但也是这次经历，让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科工作的马明太对患者及跑友的劝告更苦口婆心——“热身、拉伸、循序渐进”。
“一开始是傻大胆，踩过很多坑后，才越来越小心。”民航总医院急诊科大夫杨昆觉得，跑马拉松和学医多有相似，“自己是小大夫的时候觉得什么病都敢看，经验多了看见什么病都会多想想。”杨昆曾因中学时期3000米跑“能在北京市东城区取个名次”，没有任何准备就上了马拉松赛道，“鞋、袜子都不合适，咬着牙跑15公里就被收容车收了。”几次教训之后，他想起协和医科大学教授张孝谦对行医的总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对跑马拉松同样适用”。
敬畏不代表放弃前行。在不停调换的白班和夜班间，但凡能抽出一点时间，杨昆还会选择穿上跑鞋，他觉得在马拉松和医务工作两个峭壁间，不停奔跑才是平衡之道。“一个班12个小时，接诊100多病人，抢救一二十人。”骇人的工作节奏、错乱的生物钟以及不时遇到患者去世、医闹等，失眠和低落情绪几乎成了杨昆这样急诊科医生的“日常”，“压力只能自己承受，没法儿跟人说”，于是，跑步成了他和自己对话的解压方式，“跑步可以感受热闹也可以享受孤独，起码我不用吃药了，还能带动别人跑起来。”
跑友圈里流行一句话，“没什么是一场马拉松不能解决的，有的话，就两场。”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孙丽华这样形容烦恼消解的过程，“通常跑到五六公里，身体跑开了，打个嗝儿，烦心事自然随风散了。”或是基于相同的压力，近几年各行各业站到马拉松赛道上的人猛增，朱希山注意到，随之攀升的还有猝死事件及伤病概率，“其实对心脏骤停者来说最重要就是争取时间，在4分钟内进行最大限度抢救，这就是我们在赛道上能做的。”
“除了健康原因，以前他们调侃说跑马是为了遇到医闹时跑得快。”从事保险行业的孙伟是跑团核心成员中屈指可数的非医疗工作者，负责维护200多名非医务人员组成的跑友群。虽不乏急救知识，但从相机镜头中观察这群身披白大褂的队友是他的常态，一起奔跑、训练、吐槽，他渐渐发现这群被贴上“高冷”标签的医生“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他感受到了医者的仁心。
2015年年底，朱希山等几个核心成员成立跑团，这群在赛道上总用荧光黄等显眼颜色标注的“医师跑者”逐渐成为马拉松赛场上流动的医疗急救站，“团员大多数来自北京市各大三甲医院，90％以上具有半马以上的比赛经验，80％的团员具有硕士以上学历。”朱希山拿出数据，“2016年，我们在全国18项马拉松赛事中担当了医师跑者的任务，出动超过1000余人次，直接获益的受创伤、拉伤甚至可能遭遇猝死的跑友超过200余人次。”
一个在鸟巢路跑赛事中磕破下巴的女孩就是1／200，杨昆和孙伟等队友帮她治疗后便继续前行，赛事过去很久后，女孩辗转找到杨昆微信道谢，这个举动让他想起急诊室灰暗色调里的一抹红，“像送了面锦旗”。而马明太在“打算刷PB”的大连马拉松上也和队友王澍施救了一名跑者，“有个人倒在路边，有呼吸、心率等生命体征，但没有意识，怕他有窒息风险。”令马明太没想到的是，他们施救的过程被跑友拍下来上了新闻，邻居见他就问：“跑步救人的是你吗？”马明太点着头，高兴的不是自己“红”了，而是“传播了医生的正面形象，对缓解医患关系可能有一点点帮助，至少看到的人心里会暖一下。”
对这群包里带着纱布、云南白药等急救用品，跑步时要观察周围人有无急停、捂胸口、面色苍白等症状的跑者，赛道像是搬到室外的诊室，“我们又给自己找了份工作。”杨昆觉得，医生走出医院还是医生，“只是隐形起来了，但责任感告诉我们，遇到情况不会袖手旁观。”于是，越来越多的医生跑者根据自身配速，三五人一组穿插在赛道上预防风险，但朱希山仍有担心，“除了急救时间不易把控，一些心脏基础性疾病也很难挽回，所以跑友先期排查非常重要，不能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医师跑者身上，另外，更多跑者掌握急救知识更加必要。”
“一起跑完42公里和吃顿饭、聊聊天的感情是不同的。”为了让跑团吸引更多人、服务更加专业，朱希山认定跑团不该只局限于跑步，由此分支出了篮球队、歌舞队、学术群甚至相亲群等，“有时跑步丈量北京的各大医院，有时讨论疑难杂症或福利待遇。”他记得，有一次同事遍寻一种罕见药，“放跑团群里一个小时就找到了。”他觉得“我们不只一起跑步，很多医生也要找个平台互相扶持，提高8小时外的生活质量。”
只是，肩负的任务看似把诊室的工作又延续到了赛道上，但他们并没把这份新“工作”当作负担，“医院和赛道哪个更能产生成就感？就像你有两个孩子，别人问你和女儿亲还是和儿子亲一样。”孙丽华说。
本报北京2月19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梁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