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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年龄渐长，我越来越频繁地在自己身上看到她们。
最近一次缝扣子，我嘴唇顺着走针的方向努着。我从小在妈妈和外婆脸上无数次见过这个表情。
再低头一看，线头双结，穿过去固定。那是她俩教我的针脚。
我们是新中国最普通的三代女性，怀着各自时代的希望和遗憾。我们的家族史，记录在这个国家近百年前进的脚印里。
尽管场景和人物在岁月里变换，我们三个走的是同一条路：上一代的女人奋力将下一代推向一个更美好更丰富的未来，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三代女人中顽固地传递。
一
我出生在1989年的一个夏夜。生产当天的上午，我妈还在上班。20多年后，她对我的到来过程轻描淡写：你有点着急。
我是个横冲直撞的婴孩，包裹在血水里，哭声嘹亮。在场的医生称赞着脐带的粗壮，咔嚓剪断。夜半了，夏虫的鸣叫潮水一般涨起来。
我妈也不是从来就这么淡定的。她19岁卫生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实习的重要一环是观摩生产。以产妇为中心，年轻的护士医生围了三层，我妈在外层不断踮脚，在人缝里瞥见了生命杀气腾腾的开场。
过了好一会儿大家才注意到，那个平时挺活泼的小姑娘没响动了。我妈无声地晕倒了。
“恋爱都没谈过，哪经历过那阵仗。”我妈后来表示。
身经百战的是我外婆。
外婆在安徽南部的群山里做了很长一段时间基层医生。医院小人手少，她什么都做，助产是其中重要的任务之一。
童年时代的我妈常常陪着外婆，穿越山野前往某处农家。产妇往往被收藏在平房的深处，外婆往里走，隐隐传来喊声、热水在盆里晃动的声音，最后是长长的啼哭声。
妈妈则在堂屋里，享受着这里准备的花生、瓜子和红薯干等零食。男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等待着。这是这个家庭喜气洋洋的一天。
如果生下的是男孩，妈妈和外婆还能收获“烧茶”的礼遇——蓝边碗里四个红糖鸡蛋。
我出生了，是一个女孩，塌鼻子，小眼睛，皱巴巴的。我妈后来多次表示，当时觉得实在太丑了，想扔又有点舍不得。
那是黄金一般的90年代，桥路生长，高楼破土。《故乡的云》唱遍了全国，但比起“厌倦漂泊”的“归来”，越来越多人们选择跳入市场的大海，游向不可知的远方。
我的小家庭裹挟在这片有所作为的热望中。爸爸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家里只得我妈照顾，她在县里一家大医院做护士，考勤严格，三班轮换。
她所工作的医院骨伤科十分出名。全国范围内，建筑工地的轰鸣和车流的呼啸越来越热闹，病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家属通常用两根扁担架起一台竹凉床当作担架，病人躺在上面，裹在花棉被里。有时候，病床紧张，这些花棉被就滞留在医院的院子里，停歇在假山和花丛间。
我上小学前，我妈的体重一直没超过80斤。我俩每天的生活宛如打仗，掐着钟点洗漱吃饭。她将我抱上自行车后座，姿势好像抱一袋米。
在那些妈妈值夜班的夜里，我直挺挺躺在值班室的床上，假装睡着了。窗帘浮动，病人麻药散去的呻吟不时飘进来。
妈妈则在一线光里。她知道我怕黑，将隔开值班室和科室的门留了一条缝。我看见她穿白大褂的背影在日光灯的白光里，那么瘦，脑袋渐渐沉下去，一会儿又因为新病人的到来而猛然抬起。
更多的时光，我在外婆家度过。我们两家同住在一个小区，只隔了一个阳台。
她有一台缝纫机，黑底描着金凤，踩动踏板就吱哑吱哑工作起来。
在这节奏里，电饭煲吐出白汽、针脚爬上布料、阳台上的米兰一丛一丛开放，散发出馥郁香气。外婆则总是显露出胸有成竹的姿态，在我碗里重重添上一勺饭。
她喜欢吃绵软的饭。不像我妈，煮的米粒颗颗分明，和牙齿较着劲。
二
外婆说，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吃硬米饭的。不过那时候，能吃上饭就不错了。
祖外婆是小村里同辈姑娘中为数不多的天足。健康的脚成了她嫁人的劣势。村里的秀才娶了祖外婆作二房。他们有了三个孩子，最小的儿子生下来就是痴呆。
祖外婆劳动勤快不落人口舌，唯独一件事被戳脊梁骨——送两个女儿读书。在村里人看来，女孩总是要嫁人的。把年轻劳力浪费在课堂里，无疑是对全村的背叛。
祖外公因肺结核去世，祖外婆竭力将外婆向外推，去上镇上的小学初中。山峦重围，这对母女被分隔里外，各顾各的辛苦。
外婆在少女时代拥有了走也走不完的山路。她总要被老师遣回家讨要学费，一路上琢磨着说辞。等到了村口，看见祖外婆正在河边洗衣，木槌一下下敲击，她心里又一软，只推说是想家了。
上世纪50年代末，长江中下游大旱。外婆的一双弟妹相继饿死。祖外婆瞒住了外婆，不想她回头。
外婆考上了县里的一所卫生学校，半年后就可以在实习中领到工资。她带了宝贵的炒豆粉回家，祖外婆吃了，饥饿引起的浮肿竟消去不少。外婆以为，苦日子即将到头。
就在外婆回家的第二天，祖外婆投水自尽了。
后来大家猜测，自杀当天，她踩水车时无力，被一个干部踹了下去，伤了自尊。长久以来，这个大脚的女人无人可靠，靠一口气挨着。这一摔，那口气没有了。
外婆毁了和村里铁匠的婚约，什么都没带，离开了村子，一辈子没回去过。
外婆顺利毕业，在县里谋得了工作，遇见了我外公，有了我妈。
那时，她每天的主要工作是“查螺”“灭螺”，和血吸虫病作斗争。
外婆有一台收音机。那些终于空闲下来的山间夜晚，母女俩最喜欢的节目是中外电影剪辑。
外婆喜欢《画魂》的故事，讲述了安徽女画家潘玉良的一生，才情难耐乱世浮沉。妈妈至今念叨的则是上海电影译制厂1979年引进的《简爱》。
长大后的我在明亮的卧室里看到了这部小说。女主人公说：“你以为，因为我贫穷、低微、相貌平平、矮小，我就没有灵魂，也没有心吗？ 你想错了……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三
翻看老照片，少女时代的外婆和妈妈竟有几分相似，粗黑辫子，亮眼睛。
外公是公务员，外婆在医院工作。那个时代，这样夫妻都有体面工作的家庭是少有的。我妈很小的时候，就吃过大白兔奶糖，穿过粉色的确良衣裳。东西都是上海带来的。那是个闪光的地名，代表了对城市的一切想象。
可妈妈的童年是在乡间度过的。基层医生需要在各个医院轮转，外婆到哪里，家就在哪里。
她读小学期间，每年都换一个学校。那段时间，我妈一直没交上什么朋友。村里孩子守在路边伏击。他们雨天只能用蓑衣，妈妈却拥有雨伞。
她护住弟弟妹妹，心里知道打不过，还是咬牙抓起石块反击。
那年月，不少山林在建设中破坏，缺少食物的野兽常下山来碰运气。夏夜暑热，外婆出诊，姐弟三人躺在屋外的竹凉床上。梦里忽听到“狼来了”的呼声，我妈抓起弟弟妹妹就往屋里跑。反身抵住门，才发现一只手上错抱了枕头。
十几岁的姑娘再次冲出门去，抢回正在大哭的我舅舅。一夜未眠。
上初中，妈妈终于回到县城里。开学第一天，她路上遇到熟人，对方随口说了一句：你这个班级不好，朱老师那个才是好班级。
这位朱老师是小城里的传奇人物，形容邋遢。他教语文，李杜诗句信手拈来，胸中有大江河。全国研究生考试恢复没几年，他考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硕士。
我妈打听到朱老师家的时候，他正在院子里生煤炉。黑烟滚滚，他不断咳嗽。
我妈上前，握住铁剪缓缓疏通，空气涌进来，火的红色从炭色里透出来。
“你是谁啊？”朱老师很高兴，又有点糊涂。
“我想到你们班读书。”
她如愿了。
少女时代的妈妈爱读小说，藏在数学书下面偷偷看。少年人的白天漫长，她捧着本书，就着一截腌菜一杯白水，有滋有味。她去河边洗碗也带着书。倒扣的碗底有饭粒，隔会儿掀开，就捉到几只小虾，透明的，须尾摇摆。
她最喜欢语文课。有一次，朱老师在课堂上提了一个问题，妈妈决心要奉上一个完美的答案。老师说：不用那么复杂，简单点就行。
这伤了她的心。她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被信任。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决计不在语文课堂上回答任何问题。自然，没有人注意到平时常常高举的手压抑在桌下，那点少女骄傲的脆弱也湮灭在时间里了。
很多年后，同学会，我已经大学毕业，我妈正沉迷于广场舞和微信群聊天。朱老师在一群中年人中叫出了她——“我记得你”。
这是她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
四
从小，我妈教育我的一条核心理论是：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否则是做不“到位”。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妈妈决定放弃已有的更“到位”的工作，转去另一个离家更近的单位。她需要更方便地照顾我。
她是这个国家当年5000万职业妇女的一员。上世纪90年代末，社会热议的话题是：“新时期妇女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
妈妈的新单位只有原来医院的小花园那么大，四合平房中间几棵大枇杷树。我妈的新病人主要是新生儿。他们的母亲从县里城乡赶来，怀抱孩子坐在累累硕果下。
打针吃药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一个孩子哭起来，整院的孩子都哭起来，高亢、单调，像推倒了一架子的碗。在挨个碎裂的声浪中，岿然不动的是母亲们，有些甚至能垂下头，在换点滴瓶前偷一段睡眠。
我对此深表叹服。我妈很不屑：你以为当妈很容易吗？
我从小到大学过很多东西：国画、电子琴、书法……大多数是三分钟热度。她对此并不介意。
在她三班轮换最忙的岁月，我的兴趣是在阳台举目四望。个头太矮了，需要站在小凳子上。看到晚霞万里或是倦鸟归巢，我都会高呼：妈！妈！我又诗性大发了！
这时，哪怕锅里热油正在噼里啪啦，晚上的家务还堆在一边，我妈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关了灶火，冲出来为我记录。很多年后她终于坦承我的诗句是“一堆胡言乱语”。当时，我仍感觉自己与范仲淹、孟浩然胸怀相通，而我妈是我最严肃的欣赏者。
我和妈妈固定的节目是“踏青”，去县郊的田野玩耍。我妈坚持使用这个名词，更有诗意。
她一遍遍向我赞叹，安徽南部少人的群山里开遍了映山红，烂漫如烧着的海。她和外婆年轻时喜欢爬上山坡采摘。
再后来，我果然没成为伟大诗人，但我妈的成绩是显然的。挤在进地铁的人潮中，我是少数几个抬头欣赏天空的人。
妈妈希望我能去拥抱一个更广大和丰富的世界，她用力将我往外推。
比起托儿所，我更熟悉的环境是县里的新华书店。再大一点，在我妈的牵线搭桥下，我可以借阅县文化馆的藏书回家看。她从来不管这些书是否对学习有帮助，是不是小孩子该看的。
很多书出版于上世纪60年代甚至以前，一些书页却仍连在一起，从未被阅读过。我用裁纸刀破开纸张，撕拉一声，像是闯入一个崭新世界。
我14岁那年，中考撞了个全县第一。家乡的高中极严格，早晨7点上早自习，晚上11点半下晚自习。升学率很高。
我妈力主我离开，去市里最好的高中读书。那是一所百年中学，据说学生脑子灵动，老校门里有一棵巨大的樱花树。
这一次，我让我妈失望了。
五
后来我无数次回想，如果那时候我没有离家，人生又有怎样的不同。也许我会在父母照顾下，在家乡的高中度过单调又充实的少年时代，考上心仪的大学，没有大悲大喜地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
但我的高中历史老师告诉我：“小朋友，历史没有如果。”
进校的第一周我就蒙了。初中物理竞赛拿过市奖的我，模考不及格。第一名有好几个并列满分。全市的人尖儿都在这。
更不知福祸的是，互联网来了。我收获了一群“奇形怪状”的朋友。她们听周杰伦也听卡拉扬，读“铁甲依然在”的网络小说也读当时十分热门的《时间简史》，她们看原版电影，追日本动漫、挑染一撂头发藏在黑发里。每个人都申请了QQ号——那时最长的不过六位。
我只觉得走进了一个万花筒，有点兴奋，也有点眼晕。
暑期补课的夜里，我一个人在宿舍，没有空调，热得呼吸不得。我只得接一盆凉水，将脚浸在里面。月亮透过窗格，映在我的脚下，一晃就碎了。
40年前，我的外婆也是在这样的月光下，行走在山路上。她最终战胜了出身，逃到了外面的世界。
我妈后来和我念叨：如果外婆没有出走，而是选择留在祖外婆的身边，两人的命运会有怎样的不同呢？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我从未忧愁过吃穿。后来回看，我实在想不通那时的自己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矫情和纠结，一片羽毛宛如一座大山。
直到成年后很久，我仍然不愿意回忆那三年。我不再是“别人家的孩子”，而是个失败的经验。很长一段时间，我妈都要面对街坊的议论——“太狠心了”。
经历了高考失利和再次考研，我从北京的一所高校研究生毕业了。就业季，每天都像是回到了高中的考场。
全国有750万毕业生和我同年找工作。我们的青春撞上了持续13年的高校扩招。
我妈问我：你想在北京吗？
这座超大型城市的玻璃大楼里有硝烟味。我面试的会议室里，十几个清华北大的学生和几位海归竞争一个体制内的职位。户口、薪水压在天平一头，我们的未来被挨个掂量，丢到另一头称重。
我想了想：这儿更广阔。
她说：“好，妈妈支持你。”
她说从未后悔过把14岁的我推出去，甚至不觉得那是个失败。该经历的挫折迟早要经历。“你比妈妈强，是个应该飞得很高的孩子。”
六
我妈从来不过生日。一直以来，我的生日才是这个家庭最看重的。一时兴起，我给我妈算了算，发现她是狮子座。
“什么意思？”
“事业心强，想要有所作为。”
“我有啥事业，主要工作就是培养了一个你。”
我大一的那年，中国迎来了1亿股民。闲下来的我妈也加入到这股热潮里。那是好年景，资本如群鱼跃动。我妈好学，整天对着股市分析和经济新闻，所获渐丰。她对待这份事业越来越认真，眉宇间总有自豪之色。
2015年，股灾开始了。外婆的病情开始反复。
我妈不得不逐渐淡出。一开始不看好我妈炒股的爸爸此时反而给予了支持，怕她心里难受。
他俩是在一个婚礼上遇见的，一个是伴娘，一个是伴郎。爸爸当时还是个刚刚转业的司机，头发烫得高高的，大脚牛仔裤走到哪儿都像在扫地。
两人很快热恋结婚。在我妈的强烈要求下，小夫妻去了一趟上海。她喜欢城市。
我爸没告诉我妈，他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了。需要门票的时候，他背着我妈向战友使眼色，他们则将五毛一块偷偷塞进他手里。在这里，我妈尝到了人生第一瓶酸奶。她实在不适应，偷偷放在上海长江大桥的桥墩上。我爸心疼钱，又心疼我妈，偷偷捡起来喝完，酸得浑身打颤。
这个男人自那时起奠定了对酸奶的终生厌恶。
我出生后第三年的一天，我爸回到家里，出了大大一口气：我终于把外债都还清了。
这是我妈所不知道的另一件事。妈妈怀孕，爸爸成箱成箱往家运香蕉牛奶。还有婚礼旅行的钱，置办新家的钱，都是他一人承担的秘密。
在我爸身边，我妈变身了小贤妻。他主外，她主内。他大包大揽，她则狗腿地一路夸奖。
有些活，我妈不是做不了。我爸出差频繁的时候，我曾多次见她将煤气罐拖进厨房，把大米扛上楼梯，身形矫健，一气呵成。
那头狮子只在特定时刻才会出现。
我妈仍保留着研究经济新闻的习惯。我在北京的第二个秋天，工作日突然接到了我妈的电话：“我在火车站。”
她风尘仆仆地在我的出租屋驻扎，用了一星期看遍了周遭待售的所有二手房，临行下了死命令：年前找到合适的房子。爸妈借多少钱也给你买。
糊里糊涂的，我赶上了北京这三年间房价的最低点。
七
我人生的第一双高跟鞋是我妈买的，那年我18岁。外婆很高兴：像个大姑娘的样子了。
我妈半辈子秉持的观点是，人要活得漂亮。
她琢磨吃。也不需是什么昂贵的东西。比如做枣泥糕，她偏要把枣皮去干净了，不让一点渣影响口感。
她琢磨穿。我翻看她年轻时的照片，掐腰的宝蓝色西装两件套、卡其色的阔腿裤，放到今天看都算洋气。或许时尚真的是个轮回。
小时候，我的衣服总和别人的不一样。我妈总能在这里添上一朵毛线勾出的太阳花，那里变出一只棉布拼出来的小花猫。
这一点，她继承自我外婆。年轻的外婆五官并不出色。她日常穿医院的白大褂，只有翻在外面的领子能有自己的颜色。她最喜欢的衬衣领子开着一朵红花。那本来是个裂口，她缝补的时候给绣上了。
年纪大了，她的缝纫机整日响着，在旧衣服上变出花样来。
22岁的初夏，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失恋。那时候，外婆和妈妈都在身边，她们一边择菜，一边听我哭哭啼啼地说傻话。我妈没让我在情绪里沉浸太久，暑假没过去几周立刻催我回北京实习。
开始工作的第一周，手机提示一笔汇款，汇款人是我妈。她说，那笔钱是给你买漂亮衣服的。女孩子，不是为爱情才爱美的。
那个躲在宿舍里的少女在蜕变。我的高跟鞋踩过越来越多城市的街道，眉毛精心描过，丝绒裙子不会忘记用粘刷整理好，不留一点线头。
每次电话，在学习、身体和工作的寒暄后，我妈总要问：我的宝贝女儿最近漂亮吗？
八
外公2010年因癌症去世，外公外婆两人相伴了54年。
结婚照里，他俩并肩坐着，笑得腼腆。黑白的两颊被彩笔涂上了红晕。
至今我从未见过他俩红脸，也没什么甜言蜜语。只记得夏夜里，外公轻轻为外婆摇动蒲扇，又被外婆抢过来为他扇动。
身边半个世纪的位置空了，外婆很少提以前两个人的日子。
她的单人生活太热闹了，排满了老年大学的各种课程和电视台的节目。妈妈为她买了一个mp3，外婆用它来听有声小说。我一次回家，她像谈论朋友一样，和我拉起清末名媛赛金花的家常。
她喜欢听我聊北京的故事。我向她抱怨出差劳累，她都要批评我：“多好啊，我羡慕还来不及呢。”
儿女各有家庭，孙辈四散全国，她决计不显露出孤单来，也不开口索求陪伴。
外公的遗像被安放在里屋一个小角落，每次去看都有被擦拭过的痕迹。
研究生第二年，我遇到了后来的丈夫。我俩领证那年春天，家里的小阳台来了一家小鸟，驻扎在花盆里。
外婆没能看见我在北京举办的婚礼，医生在她的肝上发现了大片阴影。
她在医院工作了大半辈子，从不畏惧谈死。十几岁的时候，她在池塘里发现了自己的母亲。
是我们不忍心提那个字。妈妈和舅舅重制了一套病例，配合着对病情的谎言。
外婆的病情迅速恶化。化疗、输血、吞服成把的药品，外婆不吭一声。
偶有要求，也是想要一把梳子整理所剩无多的头发，或是要一个靠枕，坐起来看看窗外。远方不是她所熟悉的景色了，开发区的彩灯明亮闪烁。
县城搬迁已过了10年——这是中部省份发展中的常见策略，脱离旧街道的束缚。我小时候常去的那家新华书店几经变化，目前是一家超市。外婆和妈妈工作过的大医院也两次迁址，病人渐少、往日不再。
我还记得小时候在医院的园子里玩耍。那里开一种艳红色的花朵，我们称作“洗澡花”的，一蓬一蓬极为茂盛。外婆抱我在怀里，头发还是乌黑的，摘一朵插在自己的前胸口袋里。我把脑袋伏在她的胸口，嗅到花香，混着消毒水的气味，沉入梦里。
生病后，每天她醒来看到我，总是忍不住叫我的小名，很高兴的样子。接着又皱眉，操心起我不该长久不去上班。和以往一样，她不想成为麻烦。
2015年除夕，我们和医院请了假，让外婆能在自己家里过个年。
小时候在她的厨房外踮着脚守候，台面比我的个头高。这次年夜饭，我是厨房里女人的一份子，在噼啪作响的油锅前面色不改，抓过一把葱。我、我妈和舅妈协力做了15个菜，挤挤挨挨摆满了圆桌。
冷风在小区的楼宇间尖啸，爆竹声远远近近地炸响，我们不断碰杯，祝福着健康快乐。外婆穿着新衣服，笑盈盈地坐着。
我妈少见地喝醉了，脸颊飞红。
那个春节过去不久，春天还没有来，外婆去世了。
2017年春节回家，我妈说：“今年你能待11天呢，太棒了。”
她很高兴，我却忍不住难过起来。
这个女人曾经通晓我最近读了哪些书，喜欢哪些人，做错了哪本册子里的哪道题。曾经的我被收藏在她那里，每次回家她都会回忆起。很多故事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她却还显得像昨天一样。
我已经不太对她详细诉说自己的生活了。我有了新建的家庭和新的世界，而她从未生活在那个世界里。
我妈来过几次北京。我想带她四处玩玩，她则更想帮我做家务。我们争相要讨对方开心，于是都不太开心。
临走那天，我妈伏在桌上，将我全部衣服的扣子重新钉牢。折腾完了，我们母女靠在窗玻璃上向外看。
我的房子靠着北京的南四环高速，车如流水、红尘万丈。月亮照见过外婆的路、妈妈的夜，如今注视着北京城的万家灯火，清辉温柔。
我妈朝我笑：“好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