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专业秩序越来越封闭,越来越无趣,课题的管理和竞争也越来越封闭,成果越来越所谓“学术”化。教授自然成了“贫困教授”。而且,贫困教授不仅收入低,在思想上也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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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信公众号上,我看到学者许锡良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如果再不好好工作,就把你们扔到大学里去当教授》。刚好,最近我和朋友交流时,很自豪地把自己定位为“贫困教授”。不同的是,许锡良说的是事实,我的自我定位却被认为是自嘲。许锡良觉得是被“扔进大学的”,而我却满满地一副要将“贫困教授”进行到底的姿态。
许锡良的那篇文章最早发表于2012年,数据来自一位中学校长,说广东一所中学的一级教师年薪15万元,高级教师年薪20万元以上,而且是税后收入。许锡良晒出自己的工资单,一个月税后只有3000元左右,还有一些费用要扣除,不是最后落袋的数额。中学校长说要回去给员工讲:“如果你们以后不认真工作,就把你们扔到大学里去当教授。”
许锡良说自己工资只有两三千元,好像的确比较低,不知道这几年有没有增长。很多大学教授的工资不是这个数。北大、清华的二级教授估计年薪四五十万元没问题,四级教授估计也有二三十万元。不过,许锡良的确反映了一部分高校的现实。他认为,扩招让大学负债沉重,教师待遇越来越低,有行政职务的人控制了资源,有项目的教授大多担任行政职务。
不过,我认为,贫困教授不一定是政府政策的结果,而且未必通过政府政策就能解决。
现在在许多大学,从专业秩序角度来说,越来越封闭。首先,上课沿用教科书的套路,教科书是死的知识,适合于考试,出名词解释、选择题、是非题、简答题、问答题,都很好,但考完就忘,在实际工作中啥也用不上。很少有人工作了还抱个教科书来查的。
其次,我所了解的社科类学者的学术贡献,往往在于各种文献梳理,然后追求理论框架的优美、精细,现在很多还需要数学模型,加一大堆没啥关系的面板数据,最后得出一些结论和不痛不痒的政策建议。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都有其专业格式,越来越八股化,如果不八股化,可能同行评议就已经让你out了。人员管理也是越来越“工分化”、数字化,工作内容不再重要,学术贡献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发表在什么刊物上,有几篇。这有点像过去的生产队,不看你的产品质量,只看产品数量。
这样的专业秩序越来越封闭,越来越无趣,课题的管理和竞争也越来越封闭,成果越来越所谓“学术”化。教授自然成了“贫困教授”。而且,这样的教授不仅收入低,在思想上也贫困。学术已经变成了发表论文期刊和篇数的计数器,更为良性的评估已不再起作用。
既然良性的评估不再起作用,学术就不容于市场秩序。在市场秩序中,商学院备受重视,在商学院里,可以学到很多工作所需要的课程。很多学者在商学院反而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通过网络技术,他们上一次课,录下来,就可以在网上让很多人去付费听课。
如果学术秩序日益封闭,就成了官僚秩序的一部分:完成工分化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量;完成政府安排的课题申请,申请到课题比完成课题质量本身还重要;按照行政级别和任务完成量来获得报酬。在这样的秩序里,教授当然会很贫困,不仅是收入意义上的,还是“面子”意义上的。话剧《蒋公的面子》讲述了当年中央大学的一个传闻:兼任校长的蒋介石请学者吃饭,学者还有清高的资本,想想要不要去。现在如果蒋公请学者,学者必然趋之若鹜。
贫困教授要想不贫困,首先要在心灵秩序上让自己高贵起来。发达的专业秩序,要有高度发达的原始秩序,也要有高度发达的以权利为纽带的规则,从而形成与政治秩序、政府秩序、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良好对接。只有这样,教授才不会在经济上贫困,从而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毛寿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