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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20世纪四五十年代，数以万计的日本女性与美国占领军结为连理，告别了满目疮痍的祖国，来到种族歧视依然盛行的美国，她们中的许多人并未过上想象中的美好生活；在政治与文化夹缝中挣扎的记忆，伴随这些“战争新娘”走向生命终点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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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数以万计的日本女性嫁给了驻扎在日本的美军，“战争新娘”是她们共同的名字。身处政治和文化的夹缝中，她们被亲朋好友视为耻辱，又无法融入异国社会。美国学者约翰·康诺指出，种族歧视和文化差异，是造成“战争新娘”悲剧的最主要原因。
理想中的美国与现实迥异
1951年，21岁的津子·托尔伯特跟着丈夫塞缪尔来到美国时，满心期待着给婆家留下最好的印象。她穿着自己精心挑选的和服登上了前往纽约北部的火车，在她的想象中，那是个人人都有美丽衣服和漂亮大宅的地方。
然而，她弄巧成拙，将丈夫一家人吓坏了。
“公婆要求我改变，穿上西方人的衣服，丈夫也这么想。我默默换上了洋装，再也没碰过和服。”津子向英国广播公司（BBC）回忆，“他们还给我取了新名字，叫苏茜。”
大洋彼岸的日常生活同样与她的想象大相径庭——全家人住在郊区的一处养鸡场里，鸡舍近在咫尺，鸡粪随处可见，进屋时没人脱鞋。和许多“战争新娘”一样，津子来自一个非常富裕的日本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的娘家人进门时只穿袜子，房间里一尘不染。
婆家人不断告诫津子，美国人会因为她的出身而对她另眼相看。1941年12月7日，2400多人在珍珠港事件中丧生，超过11万日裔美国人随即被关进美国西海岸的集中营。集中营在1945年陆续关闭，但接下来的10年里，美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仍然高涨。
“残酷的战争让双方陷入了难以置信的仇恨和恐惧，何况，那时的美国是个种族主义相当严重的地方，歧视无处不在。”加州大学亚裔历史学家保罗·斯皮卡德说。
津子是幸运的。她分娩时，医生为照顾她感到骄傲，医生的妻子还成了她的好友，邀请她去家中观赏圣诞树。但更多“战争新娘”融入种族主义盛行的美国异常困难。
斯皮卡德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3万余名日本女性通过婚姻移居美国，其后多数人从事收银、整理货架等低级工作。无处不在的歧视和文化差异，使她们很难获得公正待遇。
“记得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公交车上，人们界限分明地坐成了两部分——黑种人和白种人。”22岁时嫁到美国的敦子·克拉夫特回忆说，“我无所适从，只能坐中间。”
在丈夫阿诺德支持下，敦子在大学里进修微生物专业，此后找到了一份在医院的工作，但她仍然会遇到白眼。“我去看房子时，人们总会说它已经售出了。”她说，“他们认为我会让社区掉价，这太伤人了。”
美日混血的弥生·温弗瑞一直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母亲带着她和妹妹去礼品商店，在那里工作的日裔美国员工态度很冷淡，似乎不愿意接待她们。
“他不喜欢我。”同样来自日本的温弗瑞夫人操着蹩脚的英语告诉女儿，“他看到我有两个混血女儿，就知道我是‘战争新娘’。”
不少人并非为了爱情结婚
身为日军高官的父亲死后，过惯了养尊处优生活的津子的家境一落千丈。她失去了女佣、舞蹈教师和司机，也不再有人每天早上来家里，把她父亲的皮靴擦得锃亮。
高中毕业后，津子在东京银座一家商场当珠宝售货员，帮助美军士兵挑选送给女友的礼物。1950年，她在回家的有轨电车上与后来的丈夫托尔伯特邂逅。津子喜欢托尔伯特的安静和彬彬有礼，但她从未幻想拥有浪漫的爱情，只想离开满目疮痍的故乡。
在一片残垣断壁的东京，她看不到未来。
“一切都在战争期间的轰炸中崩溃了，街道、商店再无踪影，就像噩梦一样，我们为了一食一宿艰难挣扎。”她告诉BBC，“我不了解塞缪尔的背景和家庭，但我只能抓住他向我求婚的机会。我没法在那里活下去，我必须走出来。”
津子嫁给美国人，给她的家庭造成了海啸般的打击。离开日本时，母亲是唯一送她离开的亲人。许多日本人将“战争新娘”视为被社会抛弃的、堕落的女性，时至今日，这个词在日本仍然带有耻辱的烙印，有人将它与酒吧女郎甚至性工作者画等号。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许多日本人将美国占领军视为敌人，“战争新娘”面临社会和家庭的强烈抵制，许多人被逐出家谱，但成千上万的日本女性仍然嫁给了美国大兵。
1953年，21岁的山本弘子被闺蜜拉着去京都一家百货公司，见到了长相酷似知名电影演员蒙哥马利·克利夫特的美国大兵唐·罗伯特。这个时髦的城市女孩觉得，罗伯特是个“可爱的乡巴佬”。
彼时，21岁的弘子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沉迷享乐，不愿思考未来。“我们不关心昨天或明天，因为我们发现自己过去相信的一切都不是真的，我们只活在当下，不停享乐。”她这样告诉大女儿夏尔曼·罗伯茨。
据美国“Kickstarter”网站报道，美军驻扎在横须贺海军基地时，渔家姑娘福本惠美子身边一直不缺乏追求者，美国人总是面带微笑，主动埋单，请她跳舞。
惠美子约会了许多次，她的母亲觉得叫史蒂夫的士兵最可靠。两人移居美国后，家人经常给她寄去航空信和装满日式特色食品的棕色盒子。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言，战争造成的隔阂难以磨灭，但对贫困的日本家庭来说，把女儿嫁给富有的美国人是个艰难但很实际的决定。
美国大兵给日本女友带来她们从未见过或买不起的礼物——巧克力、希尔斯·罗巴克公司的时装、肉罐头。他们看起来高大帅气、出手阔绰、军服崭新笔挺；而日本在战争中失去了太多的年轻人，那些侥幸捡回命的男人垂头丧气。
西方式的骑士精神和“女士优先”的概念，令传统的日本女性深陷前所未见的“魔法”。几乎所有“战争新娘”都曾用“绅士”来形容自己的追求者。
只不过，那时的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眼中帅气多金的“绅士”，可能只是北达科他州的农民、威斯康星州的伐木工，或是罗德岛小杂货店的老板。
有人痛苦抑郁，有人改变自己
凯瑟琳·托尔伯特一直不明白，母亲津子为什么每天早上都要拔掉眉毛，然后用眉笔重新描画一番。她是个性格坚韧的女性，却不是个温柔慈爱的母亲。
她从来不对孩子们说“我爱你”，偶尔的拥抱也显得十分僵硬。她痴迷于教育，愿意花大价钱请家庭教师，甚至自学孩子的课本再辅导他们。她渴望把自己的杂货店越开越大，住进崭新的大房子，把孩子们送进最好的大学。她从来不说日语，努力成为“真正的美国人”。
托尔伯特并未想到，他带回家的是个固执己见、意志坚强的女性，永远不可能安心做农夫的妻子。美国大兵们期待的，是比美国女人更温柔顺从的异性。红十字会一度在日本开设了颇受欢迎的“新娘学校”，教女青年如何铺床叠被、烘焙蛋糕、化妆和穿高跟鞋。
津子也没想到，嫁到美国并不意味着光明的未来。乡村生活的苦闷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共同生活30多年后，她和丈夫的婚姻画上了句号。
远涉重洋的孤单、语言文化障碍和异乡人的排挤，让许多“战争新娘”的人生失调。有人陷入痛苦抑郁，也有人改变自己、适应现实。
86岁的敦子·克拉夫特庆幸地说，现在时代变了，美国更加人性化，她不会再遭遇歧视。另一位日裔女性骄傲地告诉《华盛顿邮报》，她当年孤身来到美国，如今有了28个家庭成员。
津子依然喜欢定期回日本探亲，母亲和弟妹十分欢迎她，但她从来不会告诉家人自己离婚了。她不能破坏自己多年来努力经营的美式生活，而幸福的婚姻家庭似乎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别人和自己，当初离开日本是正确的决定。
“我学会了不再对4个孩子那么严厉，也学会了省钱，成了一名成功的店主。我过上了好生活，有了漂亮的房子。”她告诉BBC，“我为自己的人生选择了正确的方向，成了个地道的美国人。”
但此时此刻，她不再是“苏茜”，而是“津子”。
（摘自《青年参考》2016年12月14日 C08 版）
编译 高珮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