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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当地时间2月17日晚，黄骥和大冢龙治共同执导的中国电影《笨鸟》获得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评委会特别奖”。2月20日，刚从柏林回到北京的黄骥接受了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专访。
《笨鸟》讲述了一个“留守少女”的故事：秋末冬初的中国南方小镇，母亲常年在外的16岁少女林森，正在准备高考。然而，成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班上被霸凌的林森，偷了“霸凌女”的手机并送给了好友梅子。在梅子的怂恿下，林森开始不断偷手机，和梅子一起转卖给不认识的男人，两人用卖手机换来的钱做了新发型，却被发型师灌醉，醒来后再也联系不上梅子。林森不得不独自卖手机，也因此结识了同校男孩大威，可大威却带给了她最残酷的第一次……
从第一部短片《橘子皮的温度》(2010)在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首映，到首部剧情长片《鸡蛋和石头》(2012年)获得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老虎奖，《笨鸟》是黄骥的第三部作品。背景都是南方小镇，主角都是迷茫的留守少女，后两部的主演都是姚红贵——影片捕捉了她三年的成长。
《笨鸟》中呈现的湖南安化茂密的森林、容易起雾的环境、阴雨绵绵的天气，为电影增添了浪漫色彩，也为主人公林森的前路增加了不确定性。
出生于1984年的黄骥，在18岁时才第一次离开家乡——湖南一个偏僻的小县城，独自到北京电影学院求学，那时候的她，大概也有这样的迷茫。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以下简称“中青报”)：电影为什么取名《笨鸟》？
黄骥：《笨鸟》就是一个即将成年的少女，她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是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但她又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就像林森，她会做一些非常笨拙的事情，而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她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或者飞不起来。她想说，她想唱，她想飞，她想变成这样一只鸟，但最后她其实只是一只笨鸟。
中青报：你是如何从一个小镇女孩成长为一个电影导演的？
黄骥：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村里的老人都会提前去拍一张遗像，这是一件十分有仪式感的事情。拍之前，他们都会洗头、洗澡、刮脸，穿上新衣服，非常隆重。老人去世后，遗像就会挂在家里的堂屋墙上，家庭成员逢年过节会祭拜。这种仪式感的对比对我的冲击特别大——这些人活了一辈子，如果没有留下照片，后人慢慢就不知道他是否存在过。就这样，我从小对影像和存在的关联特别感兴趣，后来自然就想到考电影学院。
高三那年，我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坐火车，买的站票到了北京，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当时杜庆春老师问我，生活经历对你做电影有什么影响？我说，我的家乡是一个小镇，处在乡村和城市之间，能同时看到乡村的喜怒哀乐和外面的花花世界，我站在两者之间。
中青报：你的电影执着于湖南、执着于留守少女，其中有你的影子吗？
黄骥：《橘子皮的温度》讲的是刚升入初中的小女孩对父亲介于男女和父女之间的感情，这来自于我对我父亲的情感；《鸡蛋和石头》源自我小时候被性骚扰的经历；《笨鸟》则来源于我高中和男朋友第一次亲密接触时不太愉快的经历。
中青报：少女对“性”的迷惘和无助，一直是你电影中的重要话题。
黄骥：我的电影主角都是留守少女。她们的生活中缺一个人去爱护她、引导她，所以她缺乏表达爱的机会，也没有表达爱的练习——我一直认为，表达爱是需要经过练习的。当她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情感的时候，性格就比较被动。我自己也是如此。
作为一个女性，她在成长的过程中，最难以启齿的就是性方面的遭遇。电影里的少女，都遇到了身体成长给她们带来的本能感觉，却不知道怎么处理和接受，也得不到有效指导，导致她们有其他人所不能理解的情感。
从18岁离开，到10多年后我重回小镇，小镇上的年轻女孩们生活在和我不一样的时代，她们依靠手机和外界保持着联系，有别于我那只能依靠座机的上世纪90年代。但我们都是从留守儿童长大，一样因父母的缺失而向异性求爱。
在对“性”从来都遮遮掩掩的中国，留守女孩们对“性”是无知而愚昧的，我在女孩们身上看到了那个孤独、笨蛋的自己，那个在无知无识中被伤害的自己。
中青报：所以，你的电影都会有纪录片的色彩吗？
黄骥：这些影片并不完全是我自己的故事，只是以我自己的情感经历和亲身体验作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拍《笨鸟》时，我也考虑，是拍我高中时期的上世纪90年代，还是拍现在的年轻人。后来决定，就让年轻人去演他们自己，真实是最重要的，我们和姚红贵这些演员一起生活了6个月，观察他们，再反馈到剧本。我们要让观众觉得，剧中人真的存在于这个世界。
我的每一次拍摄都会先做采访。《笨鸟》采访了各个年龄段和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从十几岁的少女到70多岁的老人。我们发现一个共性，虽然年龄跨度这么大，但对第一次和异性亲密接触的体验是类似的——所有被问的女性都说，第一次挺难受的，没有人很放松，而且都认为这是自己的错。
中青报：姚红贵你连续用了两次，她的哪一点吸引了你？
黄骥：拍《鸡蛋和石头》时，她是初中生，12岁。当时我在老家找演员，找了很多都不满意。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偏僻的初中发现了她。她不爱讲话，但不讲话的时候，感觉她的眼睛和身体语言已经在讲话，所以我决定用她。
拍《笨鸟》时，红贵高三，最初没想到再用她。后来跟当地的年轻人接触，发现她们都比较安于小镇生活，得过且过，但红贵对外界有好奇心，又不知道怎么做——这种矛盾和挣扎是电影人物必须要有的。所以，她白天上课、晚上拍戏。现在，她已经在湖南一所大学学表演了。
中青报：《笨鸟》属于青春电影吗，你想表达的似乎不只是少女成长？
黄骥：可以说是一部青春电影，但讲的不只是青春期的故事。我想通过少女的成长，描绘整个小镇人的生活。比如，《笨鸟》中讲到以健康之名去诈骗的团伙，这在小地方很多。他们在大城市骗不下去转移了。小镇的老人们经济状况比以前好很多，却不知道怎么花钱，不知道怎么辨别，就落入陷阱。其实，小镇的年轻女孩们也是如此，她们不知道怎么过更健康、更有意思的生活，买个手机、做做头发，几乎就是全部了。
中青报：你的下一部电影还会继续这个主题吗？
黄骥：会的。关于繁华都市的电影已经太多了，偏僻落后的小镇发出自己声音的途径很少，我希望用一个女性的经历和情感，继续真实地描写我的家乡。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