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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一段时间，贵阳清镇市生态保护法庭庭长罗光黔都会收到一份特殊的工作报告。落款的“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是一家民间环保组织。
这家组织向法庭报告的，有环保局的履职情况，也有当地企业的环境保护情况。企业是不是守法，政府有没有尽职，报告尽量用数据说话。
每一个数据，都是志愿者“跑”出来的，他们四处巡视，寻找污染问题。“我们有300多个环保志愿者，400多个信息员，广布在每家企业周边。”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主任黄成德介绍。
志愿者来回奔走的开销，由被监管的政府埋单。政府把资金放在法庭，环保组织志愿者在监督政府、企业的同时，也接受法庭的监督。这种“政府购买第三方监督”的治理模式，脱胎于生态保护法庭受理的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作为中国第一个环保法庭，清镇市人民法院生态保护法庭于2007年年初设立，当时环境保护法规还不够健全。这里每受理一件新案件，都可能驶入原有法律的模糊地带。
10年来，这个法庭用一个一个的判例，来填补一点一点的空白，为法律完善提供实践参考。
政府花钱购买监管
2012年，审理完中华环保联合会起诉贵州好一多乳业公司水污染的案件后，清镇市生态保护法庭把监督工作委托给了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
罗光黔当时只是想着，让更多眼睛盯上好一多乳业公司里的那套污水处理设施，让它能一直运行下去就好。
毕竟，执行难是环境公益诉讼的普遍问题。新《环保法》生效后的全国第一起环境公益诉讼——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原告方“自然之友”早在2015年就拿到了胜诉判决书，可因为被告不配合，判决至今还没有执行。
让罗光黔没想到的是，“监工”也成了“帮工”。原来，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的志愿者，不少都是环保专家。好一多乳业把污染处理交给了第三方公司。运营污水设备的公司要从中赚钱，“搞一些东西”。
志愿者中的环保专家发现了这些小把戏，给企业提了不少建议，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好一多乳业从被动接受监督，变成主动向环保专家寻求帮助。遇到问题，专家能及时提出，还给企业做了不少清洁生产、清洁管理方面的培训。
看到委托监督效果不错，后续的公益诉讼案件中，生态保护法庭都沿用了这种监督方法，还牵线给清镇市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让公众参与到对政府履职的监管之中。
2014年6月，清镇降下大暴雨。贵州广铝铝业有限公司赤泥大坝水位猛涨，眼看有决堤风险。不少人提出提前放水，腾空库容。但这样势必会对下游河道造成严重污染。
当时，贵州广铝铝业董事长人在广州，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主任黄成德远在北京。双方通完电话后，黄成德派出中心工作人员，和广铝抢险人员一起，在大坝上守了一整夜，每小时汇报一次水位上涨标高。黄成德同时连夜请北京的水利工程、环保专家测算，远程指导对山洪进行分流。因为处置得当，没有对下游造成污染。
贵州广铝此前多次发生过污染事故，每年都遭到不少附近居民的投诉。通过这件事，贵州广铝的决策层决定配合共建环境友好型企业项目，全面服从环保部门的监管。
环保部门数据显示，从2015年起，贵州广铝的群众投诉、环境污染事故逐渐减少，2016年至今保持了零投诉、零事故。
从案件数量、种类的变动中，看到了各方面环保意识的转变
在清镇市生态保护法庭成立前的2006年，学者吕忠梅根据公开的数据推算，全国每出现255起环境纠纷案件，只有1起会进入司法程序。
长期为环境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的王灿发教授指出，“立案难，取证难，胜诉难，执行难”，让司法始终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
清镇也被这样的问题困扰，市内的红枫湖是重要水源地，为贵阳数百万人提供生活用水，被称为贵阳的“三大水缸”之一。红枫湖主体水域都在清镇市区内，上游则处于贵州省安顺市和黔南州的辖区。
因为行政区域交叉管理、行政执法不统一，红枫湖污染治理一直缺乏力度，在2007年之前，连续几年暴发蓝藻，整个湖面像绿色油漆一般，居民从家里的自来水龙头能闻到明显的腥味。
2007年也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的“蓝藻年”，在这一年，无锡太湖、安徽巢湖等湖泊暴发蓝藻。
罗光黔就是在这一年，从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调任清镇市环保法庭。贵阳市将水源地保护统一管理，设立环保审判庭、环保法庭，并成立了专门的保护基金会，对饮用水源上游地区进行经济补偿。
清镇是贵阳市下属的10个县级市之一，但生态保护法庭在设立之初，已经突破了清镇市的地域范围，统一负责贵阳市所有一审环境保护类别案件。
冬去春来，红枫湖边的花朵谢了又开，贵阳人从湖水里看到了环境的变化。10年间，清镇生态保护法庭受理的案件越来越多，庭长罗光黔也从案件数量、种类的变动中，看到了各方面环保意识的转变。
贵阳别名“林城”，森林资源丰富，最初几年，环保法庭每受理10个案子，七八个都是滥伐林木、森林失火这样的刑事案件。后来，政府部门以原告的身份越来越多地走进法庭，“行政案件、行政非诉案件增多，说明行政机关积极作为。”罗光黔介绍。
2014年，罗光黔在分析案件受理情况时发现，有3个县过去六七年内，很少出现行政处罚案件，他和院长一起过去开座谈会，“讲一下我们环保法庭是干什么的，我们能够为行政机关提供什么样的司法保障和司法服务”，用这样的方式提醒政府积极行动。
现在都知道厉害了
黄成德第一次站上生态法庭的原告席，代表的是他创办不久的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
2010年，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与中华环保联合会一起，将贵阳市乌当区定扒造纸厂告上了法庭。这也是中国首例由环保团体提起并获得判决的环境公益诉讼案。
在全国范围内，环境公益诉讼立案仍然是不小的问题。环保律师赵光在安徽铜陵提起公益诉讼，法院没有受理。因为污染的是长江，他尝试找到下游的南京建邺区人民法院，继续上诉，建邺区人民法院让他们到南京市中院，等最后来到中院，依然没有立案。
环境类案件受理的难题之一是“谁能上诉”。乌当区定扒造纸厂案立案时，《民事诉讼法》中还没有环境公益诉讼的条文。清镇生态保护法庭根据主管单位和业务范围认定，原告方中华环保联合会与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都具有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职能”。
定扒造纸厂排污地在贵阳的饮用水源敏感区，为了掩人耳目，定扒造纸厂都是白天储存，等到晚上10点之后，才通过溶洞偷排污水。因为排污量极大，污水一直要排到第二天早晨。排污时有人放哨。为了采集证据，黄成德选了旁边一个隐蔽的地方，通宵蹲守，最后才拍到照片和视频证据。
定扒造纸厂败诉了。
“现在已经没有当初那么艰难了，都知道厉害了，”黄成德说，“原来是宁可熏死，也不要饿肚子。觉得我们西部穷，有个企业不容易。”
2015年，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起诉开阳县4家污染的化工企业时，形势已经变了。
案件审理过程中，另一家化工企业的老总主动过来找到黄成德。这家企业并没有被起诉，可发现自己和4家被告有类似的污染问题，于是主动制订了整改方案，表示愿意接受监督。
定扒造纸厂一案，后来被最高人民法院选入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写入了环境公益诉讼。“谁能上诉”的问题，2015年修订后的《环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也作出了回答。
以开阳案件为基础，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清镇市人民法院共同整理、提炼了一份完整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审理规则。这些年来，从最开始的零散摸索，这家小小的生态保护法庭已经积攒下不少经验，一些尝试被固化为法律条文，在更加注重“生态文明”的中国，成为环境公益诉讼体系的一部分。
黄成德所在环保组织的志愿者中不乏污染受害者，有的是曾堵在污染企业大门讨说法的农民。也有人曾因环保问题成为被告，威胁要“杀黄成德全家”。现在，这些人带着全家人一起跟他做志愿者。时代真的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