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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掌企业40年，广东昭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凤仪见惯了商界大大小小的风浪，企业最难的时候都没人见她掉过眼泪。3月5日，她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坐在人民大会堂里，当听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出政府工作报告中那句“挤出资金为企业减负”的话时，她激动地“拍痛了手掌”，掉下了眼泪。
梁凤仪不是第一个因“减税降费”这件事掉泪的女企业家。2016年，一场“民营企业税负调研”座谈会上，一位女企业家因企业成本过高难以为继濒临倒闭而失声痛哭，沉重的税负像大山一样压得企业喘不过气，她“感觉太难了，实在撑不下去了”。
为了搬走税费“大山”，梁凤仪代表年年提建议，曾建议“政府应该适当放水养鱼，对高新技术企业免税3年，让科技型企业得以快速做强做大；还呼吁建立低税费制度，让企业在减负中转型升级”。
“太激动了！减税降费我连续呼吁了3年，今年真的感受到政府巨大的诚意。”3月6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前，梁凤仪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感慨说。
她看到了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的承诺，“全年再减少企业税负3500亿元左右、涉企收费约2000亿元，一定要让市场主体有切身感受。”“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千方百计使结构性减税力度和效应进一步显现。”
去年降低企业税负5700多亿，今年还要再减少，梁凤仪坦言，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力度，“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支持，这种态度让企业家们有了更多期待”。
激动归激动，梁凤仪依旧保持着企业家的清醒，“既然去年减税5700多亿元，为什么有的企业获得感不强？”她建议，职能部门要想办法去找到“获得感不强”的真正答案，“今年再减，怎么减、减在哪儿，职能部门必须通过切实的调研才能发现。”
梁凤仪是带着调研报告来的，她多次到企业中了解情况，深知企业的难。比如，目前部分企业还沿用营业税6％的征收办法，规范的企业拿不到合规的增值税发票，抵扣不足，无票可抵；再比如，服务运输等行业，“营改增”后税负减少不明显甚至上升等。她提出了不少建议，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改革以工资为基数的缴费计算依据。
她举例说，对企业来说，现在都是以当月实际工资为缴费计算标准，除社保基金外还有残疾人保障金1.5％、工会费缴费率2％，“这些费多年来比例都不变，但是工人的工资每年增长，这就使得‘费’也年年递增。”
“必须把成本降下来。”她直言，如果职能部门没抓到减税降费的“点儿上”，企业获得感仍不会强。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向晓梅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中这句话，“名目繁多的收费使得许多企业不堪重负，要大幅降低非税负担”。她在实地调研中确实发现这种现象，在一些欠发达地区，企业成本比想象的高得多，“可以说除了土地成本比发达地区低，其他都是高的，越是落后地区越高。”她谈到，企业要负担各种名目的费，而且各地没有统一标准。
她认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承诺力度很大，而这是指导性的，各地方要有一个细则，“原则性规定如果到地方执行往往容易有弹性空间，会造成标准的不统一”。
“TCL去年增加收益6000多万元。”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谈到了企业受惠于政府减税降费的具体数字。
他关注到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扩大小微企业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的范围”“舍小利顾大义，使企业轻装上阵”的表述，他赞成通过降低税收优惠门槛，大力扶持小微企业成长。
在实体经济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核心基础工业的投资回报率比较低，李东生建议，政府应针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中小企业，设计一个阶段性的方案，进行降低成本与定向扶持，让他们在创新创业的大环境中取得全面发展。“让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遍地发展，中国经济整体前进的步伐才能更扎实。”
“当代表5年来我一直特别关注制造业成本上涨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副省长袁宝成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这方面的表述最全面、最透彻，“篇幅很长，历年来头一次。”
他谈到，营改增之后，企业降税感受确实不一，有的大企业有切实的降税体会，但还是有很多中小企业感觉不明显，有的认为减的太少，“有可能是政策没有完全落地的问题”。
袁宝成建议，今后要进一步加大政策落地落实的检查力度，在营改增政策普惠的同时，可以针对某些行业出台有针对性的降税政策，“怎么让营改增的政策更有效，让企业获得感更强，还是有文章可做。”
梁凤仪在思考将企业分类采取不同方式降成本，她建议把实体企业分成“传统实体企业”“新兴实体企业”“龙头品牌实体企业”“中小型实体企业”几大类分别提出相应办法。
袁宝成建言，“要让降税费更精准些，让每个企业都享受到阳光雨露。”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胡春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