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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当着总书记的面，全国人大代表、大学生村官冼润霞一口气提了4条建议，呼吁解决大学生村官的出路问题。总书记当即给了回应：“要关心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生活，包括婚恋问题，给他们创造条件扎根基层、实现梦想。”目前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生活条件改善了吗？本报派记者进行了回访。
冼润霞的家乡在3个城市的交界处，从村到乡镇需要经过一条泥泞颠簸的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梦想就是把这条路修好。
今年已经是冼润霞第五次从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沙头村走进人民大会堂，也是她当大学生村官的第八年。
叶瑜和冼润霞是同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她的“梦想”包括陕西移民搬迁、关爱留守老人、精准扶贫、环境治理……一共有12个。
他们是一群对基层民众需求最为了解的人，也是乡村建设的执行者。
3年前，当着总书记的面，冼润霞提了4条建议，持续10多分钟，没有被打断。她呼吁年轻人去基层工作，但也该给他们“涨工资”，解决生活、工作，包括婚恋的难题，让他们找到出路。
“现在我们大学生村官好多已经30岁了，要结婚生子了，但我们目前的收入很难去承受这些在别人看起来似乎很平常的梦想；服务期满后，我们的出路在哪里，也是我们最为纠结的问题。我们不怕吃苦，怕的是我们为梦想来到基层，最后却可能因为生计而不得不离开农村。”冼润霞曾在全国两会上激动地说。
彼时冼润霞还是个大学生，跟着小学生的校车出村。夏天，赶上下大雨，一车的小学生被“甩来甩去”，在雷声、泥路和惊惧中颠簸。
“我看了心里很酸，第一次意识到要修一条平安上学的路。”在上大学之前，她以为路都是这样坑坑洼洼，“读到大学，看了城市里规整的路，才知道是不一样的”。
看到更多的路之后，冼润霞又选择了最熟悉的那一条。“在聊天过程中，我发现80％的大学生都是出于对家乡的感情而回到农村。”
但冼润霞常常替大学生村官这个群体感到受挫。第一年到石滩镇沙头村时，她听到老村干部之间聊天，说“大学生村官我才不要，是来抢饭碗的”。
一年之后，同样的地点，同一张桌子，老村干部的议论变成，“大学生村官为什么他们村有，我们村没有？”
“这是很戏剧化的，也能看出一开始的工作有多难。”冼润霞曾被村民在电话里骂哭过，“你得把心态放正，到了基层，你不再是大学生，而是‘小学生’，要跟经验丰富的村干部学习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如今，那条曾经的泥泞之路通车了，冼润霞的梦想实现了。“总书记的回应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7年半前，为了解决现实的就业问题，叶瑜通过大学生村官招考进入了基层村官队伍，最初担任陕西省丹凤县土门镇高峪村村支书助理，2011年当选为土门村村支书，如今成为土门镇副镇长。不过，这个来自县城的姑娘，也曾在村里经历过种种磕绊。
村委会地处古峪沟的山岔路口，她晚上独自住在村办公室，山风扫过，夹着野猫的叫声，让她心惊。初来乍到，村民对她敬而远之，有的甚至怀疑这女娃子在农村能干啥。
对于青年来说，在农村的出路似乎难以言明。“得让他们看到回农村是有希望的。”在冼润霞看来，城市的好不言而喻，生活上的便利、就业机会多，但农村也有广阔的沃土。
“需要政策的引导。”引导年轻人回农村创业，可以提供金融上的帮助，同时医疗、教育等设施也要延伸到乡镇，“如果在农村工作，走不多远就能享受便捷服务，环境舒适，而且资源跟城市同等，肯定会有人留下来。”冼润霞说，“永远的城乡二元结构，很难吸引年轻人回到农村。”
另一个急需改变的是就业观念，“千万不要认为回到农村就被人看不起，也不能怪年轻人没有感受到农村的吸引力，要有配套资源和政策，才能把人吸引过来。”
与总书记见过面之后，冼润霞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村官帮扶政策，大学生村官的出路越来越清晰了。比如，公务员考录比例提高，提拔任用干部时，大学生村官算重要的储备人才。
公务员考试之前，相关部门会组织培训，请考上的大学生村官来讲经验；考研究生时，会提供学费资助。
生活上的关怀也在增多。在广州，所有的大学生村官都会参加一个封闭式培训，为期一周，培养团队凝聚力，同时也会举办讲座，请企业老总和优秀大学生村官来交流。冼润霞既当过学生，又做过老师。
在冼润霞所在的增城区，每周有两天还会给大学生村官安排舞蹈课、羽毛球锻炼。
他们还有一本大学生村官的杂志，收集各自在岗位上的心得感受。冼润霞曾经主编过一期“我们的爱情故事”，“让大家看到两个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的爱情故事”。
叶瑜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当地大学生村官的年工资待遇，已经从2008年的2.1万元涨到了3万元左右；女村官的生育、医疗也上了双保险；在村官职业发展上，国家政策也给予了具体的政策，确保大学生村官在基层能够安心地工作。
“会继续留在农村。”谈及未来的出路，冼润霞和叶瑜给出了相同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