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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方借助工业革命的成功打开中国农耕社会的大门之后，我们便长期陷入了疲于奔命的追赶之中。追赶固然难以潇洒，但是却有一个巨大的便利，就是几乎一切都有领跑者在为我们做着示范。追赶的过程几乎都是确定的，不必面对创新所带来的那三个不确定的未知——创新所指向的方向的正确、合理与可行性的未知；创新应该采取的具体方法路径的未知；创新落实的最终具体形态的未知。
追赶形成的与创新相悖的惯性，让历史成为替罪羊，让教育成为指责的对象。因为历史无法改变，教育便成为焦点。如何让教育有效地促进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在我们跨入超越与引领的发展新阶段时，确实具有重大的战略性意义。在指责教育不足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给出具体的改进措施。
面对创新的挑战，我们的教育，最大的不足在于注重确定性知识的传授，确定性问题的解决，而缺少对学生面对不确定性的未知的认识和探索的勇气与能力。
学校目前传授的，基本都是被充分验证并广泛应用的确定性的、主流的知识。毫无疑问，传授这些人类积累下来的宝贵的知识是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知识是人类探索的结果，而不是探索的过程。仅仅传授结果，并不能有效地培养受教育者自己去探索未知的意愿与能力。教育在展示人类探索创新的结果——知识的精妙的同时，却遗漏了人类探索创新过程中是如何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的——那些挫折失败的教训与攻坚克难的经验，走投无路的绝望与柳暗花明的激动，百折不挠的顽强与孤独寂寞的坚守。这些比知识更加宝贵的、比知识更加动人心魄的人类探索未知、积累构建知识体系的实践过程，缺少有效的途径代代相传，被确定性的知识掩盖在历史的尘烟之中。
教育的这种缺失，使得被传授的知识成为死的标本，而不是一个鲜活的、有自己诞生成长的历史更有待开拓的未来的一个不断发展的体系。死的标本固然依然是有效的工具，但同时也可能成为一种不自觉的禁锢，无法激发出新的发展。
在知识的传授过程中，不论是平时的练习还是检验学习效果的考试，学生解决的，都是确定性问题——在所学的知识范围内，一定有明确答案的问题。所以，不论问题有多难，也不论学生是否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找到问题的答案，在学生的内心深处，在他的潜意识里，都有一个毫无质疑的确定性前提假设——这个问题在所学的知识范围内一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不仅问题的答案是确定的，解决问题而需要的知识边界也是确定的。
当学生长期经受这样的训练后，他所习惯的自然是去寻找一定存在的那些确定的答案，而不是去探索不确定性的未知。在心理上甚至会本能地回避、排斥面对不确定性未知的局面。同时在能力上，这样训练出来的思维方式，也难以适应去探索不确定性的未知：问题本身就是模糊的，无从知晓在什么范围内会有问题的答案，甚至也无法事先确定问题是否会有一个答案。而这正是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给我们带来的核心挑战。
教育的缺失，使得创新更多地成为依赖个人天赋与特别机遇的偶然，而不是系统培养训练的大概率结果。所以，如果期望教育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创新，更加有效地培养出能够从容面对创新带来的挑战的、具有开疆拓土能力的人才，那么教育在有效地传授确定性的、已有定论的知识内容，让受教育者通过解决确定性的问题来消化理解这些知识，并以此来衡量其对知识的把握程度的同时，更要结合知识的传授，将人类在构建积累不同领域内知识体系的探索创新的典型实践过程，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对实践过程的理性认识与提高，以及学科最新的、尚无定论的探索，有效地传授给受教育者。再现学科知识那鲜活的生命活力，让受教育者能够更加自觉而有效地继承与发扬前辈开拓创新的精神与实践；同时在传授知识、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引入适当比例的、解决开放性问题的训练，培养锻炼受教育者探索未知、解决没有预设答案的开放性问题的能力。
虽然对现有的教育体系如何有效支撑创新我们还可以在众多的方面提出各种质疑与建议，但是上述两项内容应该是最具核心与关键意义的措施。当然，这两个措施的落实对于教育系统极具挑战性，它们本身就具有创新意义。这方面在国际上有一些可借鉴的经验与做法，但是不存在完整的系统性方案。以创建国际一流大学为己任的高等院校，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个历史性的责任。如果教育机构自己都无法实现在教育领域内的重大创新，那么有效地为社会培养创新型人才就成了天方夜谭。
（作者为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谢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