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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天行兄是我的老同学，从在南开大学哲学系读本科开始，一直潜心学习研究中国哲学，是我们1978级例外中的例外。1982年初夏，1978级的分配方案基本都是“充实基层”，于是大多数同学到了最接地气的单位。天行兄学习扎实，考上了南京大学的研究生，跟从名家孙叔平教授，攻读中国哲学，把命运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当年考研可不像今天这么轻松，我们年级跃过龙门的不足十分之一。
天行兄当年考研成功，只是个小例外，更大的例外是他毕业35年来一直安心研究中国哲学。世事变幻数十年，对他却仿佛只是沉思一刻钟——他既不惧风，更不跟风。这种哲人独有的定力，我没在第二个朋友身上看到。40年来，对哲学，对智慧，一直保持童心；对人生，对民族，一直保持虔信；对先哲，对师友，天行兄一直保持赤诚。这一切，凝结在了这本《规矩草》（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2017年3月）的百篇短文中。
在天行兄笔下，哲学仍然是智慧的火花，不是令人生厌的说教；智慧仍是锋芒剑尖，不是世故三昧。在他笔下，人生仍是活水，难免浑浊，难免回转，但一直灵动；民族多灾多难，至今伤痛不绝，但正如长江黄河，奔腾不息，汇入永恒的大海。在他笔下，哲人先贤，依旧是国人的灵魂，梁漱溟先生的仁慈智慧，冯友兰先生的仙风道骨，周礼全先生的实意真情，简笔素描，却格外震撼人心，更胜重彩泼墨。画人可得神，已属难能可贵；能以字代墨，必是心心相印。天行兄写的是他景仰的前辈，同时也写下了他自己心中的向往。
智者超凡脱俗，来自观世深邃；哲人慎终追远，缘于慈悲广大。天行兄不是躲在书房里讨生活，更不是闲坐象牙塔作清高。他的敏锐观察，痛切思考，集中在芸芸众生关心的问题上：从应试教育对民族下一代的禁锢，到粗暴评审对学术研究的碾压；从年轻父母对子女的溺爱，到年迈祖父对孙辈的诗教；从社会的日益喧嚣扰攘，到大学校园安宁静谧的丧失。天行兄感慨无力回天，但坚持把文明的应然写下来，提醒我们：已经发生的，并不一定合理；正在发生的，并不一定是进步。这样的思考是痛苦的，这样的写作更是自我牺牲。
天行兄的文风，正如他的为人，质朴温和，宽厚谦退。他用词委婉，不自觉地流露出宽宏，批评出版界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他只说“简直是欺诈”，不肯扮演法官。这发自内心深处的自持，也体现在文章的篇幅上。本书收录的文章都很短，甚至可以说是太短。不过，每篇都有智慧点，有的像颗秘制橄榄，余味久长；有的像禅诗，助会心人在莞尔一笑的同时提升精神境界；有的则像一杯苦药，提醒世人“忘记过去就是背叛”；有的更像一首优雅的情诗，让有情人在温柔中体验到久远。把短文拉长，只须下三天笨功；把长文写短，才需要十年修炼。
我很想把这篇评论写成短文，特别是想写个精炼的结语。但是，我没有天行兄的本领，为了写短，先得写个不短的铺垫。1976年，我上高中一年级，赶上了轰轰烈烈的“评《水浒》批宋江”，学校给每个班分配两套《水浒》，供批判用。我如获至宝，赶紧从班长手里抢下一套。但是同学们对另外一套似乎无动于衷，我宽心之余，觉得抢得猴急，有些可笑。霸下书后，我先是藏在课桌的抽屉中，后来干脆背回家。东挑西拣地读，不知什么原因对“散碎银子”这个说法记忆特别深。上网搜索，果然找到了。第三十回“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有这么一段：“施恩讨两碗酒，叫武松吃了，把一个包裹拴在武松腰里，把这两只熟鹅挂在武松行枷上。施恩附耳低言道：‘包裹里有两件绵衣，一帕子散碎银子，路上好做盘缠。也有两只八搭麻鞋在里面。只是要路上仔细提防，这两个贼男女，不怀好意。’”
施恩是有钱的公子，贿赂解差，出手就是10两，为什么给义兄武松的却是散碎银子？这个疑问，我20多年后读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才豁然想通，既深佩施恩为人精细，也叹服施耐庵文笔绝妙。《鹿鼎记》第十七回，“法门猛叩无方便 疑网重开有譬如”，韦小宝怀揣巨额银票，带着新收的丫鬟双双，兴兴头头，去五台山探访老皇爷的下落：“入山之后，除了寺庙之外便没大市镇，一张五百两银子的银票也找兑不开，只得再出龙泉关，回到阜平，兑换银两。”出门在外，没有银子不行，银码太大也不行。银票太大，兑不出银子，兑出银子，还得换成合用的碎银子。
人生路上，难免有不时之需，天行兄这本《规矩草》，正是旅人必备的一帕子散碎银子。
李连江（香港中文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