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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1500封家书和谭安利74岁的身体一样，在一点点衰老。
一封封书信，曾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家庭的故事折叠封存，然后通过深达中国每一个乡村、集镇的邮政网络延展。然而现在，写在纸上的字迹正在变淡，承载它们的纸张也慢慢发黄、变脆。
脆黄的纸张维持着谭安利的许多记忆。这个湖南茶陵的普通家庭，从7口之家开始生根发芽，直到变成现在百余人，枝桠伸到了长沙、北京、内蒙古，甚至美国。这个家族经历了百年沉浮。谭安利的母亲曾和陶铸假扮夫妻，保护地下党机关，也为了革命工作不得不舍弃自己的两个亲生孩子。
现在谭安利已经很少和孙辈讲起那些故事，“毕竟时代不同了”。
经历过战火的父母早已去世，还在世的几个兄弟姐妹中，谭安利是最小的那个，也早就花白了头发。他努力保存这些家书，把它们一张张放进装过各种老年保健品的盒子里，塞进铁柜子的顶部，可就连写信这种方式，都在像谭安利的身体一样，一步步进入暮年。
谭安利记得，小时候，信几乎是分散四处的家人之间唯一的联系方式。后来，即使上世纪90年代初家里装了电话，他仍然保持一个月写一封信的频率，“一些不太好说出口的话，都放进信里”。每一封信背后都是一次别离。如今微信的时代，家书正在变成一种稀有物品而被怀念。
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看来，谭安利保存的1500余封书信集结在一起，就是一部家史，“由此扩大到一个又一个家庭和家族，这些构成某个乡村、某个社区的历史，然后再扩大到某个地区或区域的历史，再扩展，就是一个国家的历史。”
“没有每一个个体扎扎实实的贡献，就没有国家历史的宏伟大厦”
谭安利的家，几乎要被深圳的高楼大厦淹没了。
他和老伴住在不到60平方米的老屋子里。盘旋向上的楼道灰头土脸，曾经运转流畅的电梯连按钮都残缺不全。
如果不是保存在屋子里的一封封家书，它看起来和周围许多普通家庭没什么两样。
从老家湖南茶陵到长沙、衡阳，谭安利在定居深圳之前数不清搬过多少次家，衣物和行李都扔了不少，“鞋子永远只有一双”，但这些信却大部分都保留下来。
他11岁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在学校寄宿，很少和母亲见面。“文革”中母亲被隔离审查，哥哥在另外的地方上班，弟弟成人以后，就作为知青到了农村。一家人分开的时候，多于团圆的时候，四散在各处的家人，通过书信保持着联系。
在学校的时候，谭安利每天都到传达室看一下，有没有自己的信。他是去传达室次数最多的一个，以至于半个多世纪过去后，他还能记得当时传达室的老头姓伍，“和善极了”。
他曾想过要孙辈继续写家书，就像小时候母亲教他和弟弟写信那样。可是“现在孩子学习太忙了，日记都写不了”。
网络取代了邮路，建立起家人之间的联系，甚至传递着比文字多得多的信息。谭安利每周都和几百公里外的女儿、外孙视频。可“都是在就事说事，很少谈心”。
书信的衰落让谭安利担心。他想尽各种办法保存这些脆弱的纸张。在报纸上看到有博物馆收藏家书的消息时，他立刻就联系了捐赠。
这个中国首家以家书为主题的博物馆，前身是一个从2005年就启动的项目。那时，张丁在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从广播里听说美国一个叫安德鲁·卡洛尔的历史学者，在全美范围内展开征集战时书信的活动。
“在整个美国，写在战争时代的书信经常遭到损毁，随便乱放，被水或火毁掉，或者被人丢弃。这些信是第一手的、未经过滤的历史资料。它们是目击者的陈述，记录的不仅是战争的详细细节，而且是任何照片或胶片不能替代的个人见解和观察。每一封信都代表我们民族自传的又一页。”卡洛尔曾经如此介绍这项活动。
张丁因此准备在国内征集民间家书。学历史的张丁看重的也是每一封家书背后的家庭历史，“平民并不仅仅是历史舞台的背景，也是在舞台前部活动的演员。没有每一个个体扎扎实实的贡献，就没有国家历史的宏伟大厦”。
他把项目起名为“抢救民间家书”，决定发动一次“撼动中国人心灵的文化120”。
1500封家书勾勒一个家
抢救家书项目刚启动的时候，张丁在北京玉渊潭公园旁边的小区里，租了两间二十来平方米的房子，办公室的实际工作人员仅有两人。但是从第一个月开始，几乎每天都有家书寄来，还有老人，带着家书乘火车过来，只希望能够为这些已经与现代格格不入的书信，找一个合适的安身之处。
吴佩孚军队的小文书写的家书里，军阀不是脸谱化的恶霸，倒是有“非常强的自我道德约束”。“文革”结束后北京郊区的一位小队会计，家书里藏着一部乡村经济改革史。
谭安利的1500封家书拼凑在一起，一幅隐藏在历史深处的悲欢离合画面也逐渐被勾勒出来。
14岁离开家以后，母亲谭珊英就一直在四处漂泊。在厦门的地下党机关，她第一次见到陶铸。那时的陶铸“穿一身青布学生装，留着分头”。假扮夫妻时他们住的屋子“空荡荡的，除了一张帆布行军床外，别无他物”。谭珊英晚上睡帆布床，陶铸就用席子摊在楼板上睡。早餐啃大饼馒头，中晚餐买一份盖浇饭充饥。
除了谭安利兄弟3人外，谭珊英还有一双儿女。第一个出生在1931年的中秋节，是个女孩儿。那时，谭珊英正在“白色恐怖很厉害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上海的生活艰苦极了，谭珊英冬天把夏天的衣服送到当铺，夏天再把冬天的衣服送进当铺。女儿出生后，她没有喂过一口奶，只买了一磅奶粉，就被第一任丈夫陈柏生用绒毯包着送去了美国人办的公共育婴堂。
当陈柏生把孩子送进育婴堂的时候，接收人给他一封铜板做车费，可是他心里想，我孩子都不要了，还要你的车费吗？头也不敢回，拔腿就往家走。
回来的时候，谭珊英正在伤心，陈柏生安慰她，“阿珊，你不要伤心，把孩子丢掉虽于心不忍，但为了今后的革命工作，不得不如此。你不是听何振声说过，她在当时的行军路上生了个孩子，一生下来就送给当地老百姓了吗？”
后来，她和陈柏生去苏联学习前夕，又生了一个男孩，为了不耽误行程，她把孩子送给别人照看，不到一周岁就病死了。在谭珊英回归家乡以后，她的大儿子陈洣加经常听到母亲叹息，“那个男孩儿好漂亮得嘞。”
经历过那么多分分合合后，谭珊英变得越来越平静。谭安利和大哥陈洣加都不记得见过母亲悲伤或者愤怒。但在1961年，当3个儿子中有两个不在身边的时候，她才在正月初七无奈地给谭安利写信：“本来以为你和哥哥都会回来过年，心中感到好不快慰。谁知你俩都不回来……这又多少使我失望。”
那时物质匮乏，“回来除了精神上痛快外，吃是没有多少吃的”，乡下种的菜也都被人偷了去。即使如此，谭珊英还是随信给儿子寄了自己做的糯米粑粑，“十二个糖的，卯了红点，八个菜的，共二十个。另外给你附来一点腊鸭蒸盐菜，鸭的味道不错，不过份（分）量不多，给你尝尝。”
这些家书“不仅打开历史的一扇窗，也打开人性的一扇窗”
分别的苦楚隔三差五地击中谭安利一家，也在中国千百年的历史中时隐时现。家书曾经是中国人对抗分离的强大武器。可是现在，谭安利自己也很少写信了。他有时候会给老朋友寄上一两张明信片，“试验一下”，但有些信甚至都不知道寄丢到哪里去了。
薄薄的不起眼的几张纸在很多人眼里“家书抵万金”。直到现在，张丁的办公室一天还能接到二三十个电话，有一段时间，他在办公室支了一张行军床，因为半夜的时候还会接到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越洋电话，询问捐赠事宜。他见过不会用电脑的老先生，为了把家书整理出版，自学打字后把这些书信一个字一个字敲进电脑，总计超过100万字。还有耄耋老人急切地想把家书捐赠出来，“因为后辈不感兴趣，也没法保留”。
谭安利一家就一直在时代的潮流中起伏。少女时代就离开家的母亲，直到1948年才回到茶陵。那时这个家庭和中国的许多家庭一样，度过了一段艰苦的时光。
去世前做过官的外祖父，曾经在村里起了一座两层楼，“宽敞极了”。可是陈加记得，等到他们3兄弟和母亲回到茶陵的时候，屋子只有一层可以住人，第二层连楼板都没铺。
只有舅妈住在破败的两层楼里，外祖父的1个儿子和3个女儿中，母亲是那时唯一归来的。家里没有她的田地，她只好在村子里的宗族公共食堂吃饭。好在那时有义仓，专门供给这些从外地陆陆续续回到家的人。直到1950年，谭珊英才有了工作，在小学教书。
时任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陶铸跟谭珊英取得了联系，写信告诉她：“你的工作除已函告湖南当局通知茶陵县政府为你设法分配工作外，此次见到谭副主席（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谭余保——记者注）又当面与之谈过，当一定为你设法也。”
谭安利告诉记者，当时母亲可以选择去银行机关工作，但是她还是选择留在小学。从那时直到退休，她一直都是当地普通的一名小学教师。
后来谭余保也接见过她。看到她一个女人带着3个孩子度日艰难，谭余保提议把大儿子陈洣加送给陶铸抚养。
陈洣加以为要从此离开妈妈，吓得躲在外面不敢回家。谭珊英知道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怕什么，不想去就不去。”再也没有提起过把儿子送走的事情。
可是在那个年代，这个家庭并没有享受多少团聚时光。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都要在这个家庭里掀起波澜。文化大革命开始，谭珊英因为陶铸的问题被牵连，隔离审查，然后是关牛棚，下放五七干校。其间整整3年，都无法和家人见面，连通信都断绝。
谭珊英也曾写信给孩子，希望“能回来转转，多给我以思想上的帮助”。但是有时候，这样的愿望只能落空。谭安利回忆，在母亲被关牛棚无法与兄弟见面的那3年，都只有他们兄弟3个凑在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在五七干校的时候，谭珊英早已到了该退休的年纪，却因为历史问题悬而未决不能离开。陈洣加和谭安利都在那几年迎来自己的孩子，作为奶奶的她一心想要请假去照顾，但是请假条交上去，得不到批准，只好自己一个人在干校，等待自己第一个孙辈降生的消息。
“那个时候讲阶级情，不讲家人感情。”谭安利说，“和家人团聚那是旧的风俗，要破掉，现在才意识到这是不对的。”
谭安利决定把1500余封家书全部捐给家书博物馆。如今，已经有5万多封家书藏在这里。这些来自普通家庭的书信，曾经和中国最重要的文物一起，被送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也在最近登上了综艺节目《见字如面》的舞台，和张涵予等明星一起，在网络上“红”了一把。
在这档以读信为主的综艺节目中，“不仅打开历史的一扇窗，也打开人性的一扇窗”是总导演关正文一开始就定下的选信标准。
节目组选用的书信跨度超过两千年，这些依靠古老方式传递的文字，在互联网时代，收获了单期最高超过6100万的点击量。
关正文说，之所以观众有共鸣，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丰沛的价值认知”。本来无意发表的书信，“就像一个人在自己家客厅一样，穿着随便”，展现的都是人性最真实的一面。
“打开历史的一扇窗，不是为了获得关于历史的知识，而是帮助你认识社会和自身。”关正文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了解历史的真相是一种学术的能力，我们最需要做的是，把历史转化为人生经验，在大溪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的立足点。”
洣，意思是要以洣水为家，最后却没有了家
谭安利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家庭的重要性，他努力把家人团聚在一起。可是如今在深圳待久了，他已经慢慢不能习惯老家湖南的气候和氛围。
他1990年来到深圳，此前在湖南衡阳机械工业局的一个下属公司做经理，负责当地三十几个机械厂的物资分配。随着计划经济的壁垒打破，这个风光无比的单位连工资都发不下来。他不得不带领一批人到深圳“打开一扇窗”。
到深圳时他年近半百，衰老和疾病开始占据他的身体，因为眩晕症，医生甚至警告他连自行车都不能骑。妻子还在衡阳的工厂里上班，大女儿眼看要第一次走出家门读大学，年迈的母亲正在步入人生最后的时光。这一家人又一次被新的时代潮流冲散。
在历史的起起落落中，这家人见惯了分分合合。姨妈1952年就“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内蒙古”，最后在那里去世。弟弟1965年高中毕业时决心“学习董家耕献身社会主义新农村”，还给县委写了血书。在离家几十公里远的山区农村一待就是10年。
舅舅后来倒是一直留在老家茶陵，但是因为曾经是国民党的军官，“镇反”时差点丢了性命。最终恢复公职时“两耳听力已减少百分之三四十”。
如果不是当年离开家参加革命，谭家有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
在湖南茶陵县美吉村老家，谭安利的外祖父是村子里官做得最大的人。那时候，他们所在的村子和邻村经常因为水利问题发生冲突，村子里的人下决心要供出一个读书人，就选了他外祖父。
去参加革命前，谭珊英也已经从湖南第一女子师范毕业，在当地谋一个教职并不是难事儿。但是这些，都比不上热闹的革命气氛，给小女孩儿带来的吸引力。
“五卅”运动时，谭珊英跟着游行队伍一起，举着三角小旗上街，她直到后来还记得当时的同班同学发表演说时痛哭流涕，大姐谭道瑛经过日本领事馆时，抓起领事馆的铜招牌，往塘里一丢，自己也溅了一身水。
那时候，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院刚开始招收女生，考试的时候第一关就是检查身体，好多人因为害羞不敢解开衣服让医生听诊。从湖南长沙到武汉，谭珊英和同学一起坐在火车车厢地板上，背靠着背，车厢里又闷又热，可是心里高兴极了，“谁也不感到难受”。
三八妇女节，军校女生队开庆祝会，主持会议的是宋庆龄和何香凝，谭珊英和另一位姐妹背着驳壳枪站在主席台两侧守卫。“那时我感觉多自豪啊。”
到厦门寻找共产党之前，谭珊英见过国共分裂时国民党枪杀共产党。有一次在马路边的楼上，她听到吹杀人号跑到窗边，楼下有一个穿灰军服的被押人员抬头朝她点头微笑并高喊口号，她才发现是经常来她家的一位同乡。谭珊英的大姐也是这个时候在长沙被捕，她记得大姐牺牲前说，“妈妈不要难过，既然革命就不怕死。”
她不敢告诉家人自己去厦门找共产党，于是谎称是去广州考取中山大学。然后，再次回到茶陵，就是差不多10年以后的事情了。
那一次回到茶陵，她生下了陈洣加。谭珊英本来给孩子取的名字是“洣家”，“洣”是距离茶陵美吉村不远的洣水，“意思是要以洣水为家”，但是在那不久，她带着孩子又离开了茶陵。
直到生命的最后，她也没有回到茶陵的家。新中国成立后，谭珊英随着工作四处搬家，随身带着的“只有一个包袱和一个皮箱子”。茶陵老家的房子因无人居住渐渐荒废，最后卖给了别人。直到1992年去银行，奔波了一辈子的谭珊英都没有住房，银行账户上只有1000多元。
从苏联回来后没多久，谭珊英的第一任丈夫陈柏生就因为肺病去世。1942年国共合作期间，谭珊英经人介绍认识了第二任丈夫李华柏。李华柏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副团长，这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谭珊英的重要罪状。
“起初我有点想不通，我的历史已交代清楚，毫没隐瞒，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后来一想，整（清）理阶级队伍嘛，和一个国民党军官结婚，为什么不该揪出来斗争？”文化大革命初期，谭珊英在给大儿子的信里写道。
谭安利记得，因为生父李华柏的关系，初中还是当地学联代表的他，“初中以后所有事情都靠边站，不能入团不能入党。”高考他成绩再好也只能被第三类院校录取，而且只读一年又被“扫地出门”。
他说，那时候甚至对生父都谈不上怨恨，“只是把他看成一个阶级敌人，一个反动军官。”
谭安利告诉记者，生父的身份甚至让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再次参加高考，而曾经和谭安利做过一年大学同学的李国杰，后来重新通过高考于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如今，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他记得，那时和李国杰是谈得来的好朋友。他们经常在操场里看星星。当时他还怀着的理想，是造宇宙飞船，征服太空，可是直到1983年，湖南省电大增设干部专修班，他才终于读完了大学。
书信在两个渐行渐远的好友间维持着日常信息的交流。最近一次的信写于2009年，在这封介绍近况的信中，谭安利写道“我不能忘记，四十多年前我们在岳麓山下同窗共读，夜晚坐在草坪上仰望星空，心中几多梦幻。”
除了把书信捐赠给家书博物馆外，谭安利还自费把它们结集出版。至今他已经出版了三本书，其中一本专门收集了包括李国杰在内的同窗间书信往来。
他把书名取为《岁月印痕》，但是他记得有人读完以后跟他说，在这本岁月印痕里，读出了时代的印痕。
我们不追怀纸质书信的传统，更看重的是书信提供的认知价值
当这家人再次分散于全国各地，整理并出版家书是谭安利和亲朋重新建立联系的途径之一。
不仅家书的选用都要征集相关当事人的意见，有时候他还会把那些带着时代印痕的家书整理好寄给下一辈看。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对书信产生兴趣。《见字如面》火了以后，关正文甚至开始收到有人专门手写寄来的书信，“明明大家有微信，有电子邮件，但还是要手写一封信”。
公司的人逼着他手写回了一封信，他觉得好玩，但是也明白，写信毕竟已经不是一种流行的方式了。
“如果我们节目坚持做10年，以后肯定是大量的电子邮件。”关正文说。“我们无意去追怀所谓即将消失的、纸质的、手写的、通过邮局传递的书信的传统。我们更看重的是书信提供的认知价值。我们读书信的真实目的，也是看到人身上深层的隐性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有越多的认知，在你碰到某种特定的历史情形的时候才会有正确的选择。”
家书一遍遍翻看得多了，谭安利对家和家人有了更多理解。他理解了父亲也是参加抗日，只不过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上世纪80年代末，父亲曾经的勤务兵带来父亲的大女儿在湖北的消息后，谭安利几乎想都没有想，当天晚上就给胞姐写了信。“尽管四十年前我母亲谭珊英正式声明与李华柏脱离家庭关系，我的籍贯也一直确认为茶陵，但血缘方面的关系仍是客观存在的。”
后来，他和三个胞姐见了面，最近一次见面就在去年，一起吃了饭，热闹了一天。谭安利还专门录了像，刻了光盘。他明白，这样的相聚机会不多了。姐弟几人中，他最年轻，也已经74岁了。
退休以后，谭安利也终于有时间去追回一些那个时代的记忆。他去厦门参观过母亲参加革命的地方，也到过西安母亲教书并和父亲相遇的地方。他还去过莫斯科红场，当年，谭珊英和陈柏生曾经一起站在那里，看苏联阅兵仪式。
谭安利也去找过生父留下的痕迹，他专门去了父亲的祖籍湖南武冈。那里的一位文史馆员告诉他，父亲在当地声望不错，“没有血债”，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年的“镇反”运动中被枪毙了。
他找人带着，去了父亲以前居住的房子。那所房子临着路，可是说不清楚什么时候，那里修起了新的宽敞马路，老的路废弃了，房子也塌得没了踪影，原来的地基上有庄稼也有杂草。
（本文部分史料来自《安利家书选——五十年亲情血脉浓》《岁月印痕——五十年书信同窗情谊深》《黄埔女兵足迹》《家书抵万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