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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强 血管外科专家，他曾在“体制内”的公立医院成为主任医师、教授，也曾在2012年走出“体制”，并在2014年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医生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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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107篇文章被期刊《肿瘤生物学》撤稿，既有道德问题，也有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在公立医院工作时，职称晋升也有论文要求，但没有现在这么高。尤其在高校附属医院，现在高级职称的晋升都有SCI文章的数量要求。
作为个人，我那时候的论文都是在临床中总结出来的，所以也没有特别的压力。我的主任医师职称是在2005年获得的，当时晋升的条件除了英文外，对论文的要求是至少两篇论文在中华系列医学杂志上发表，比较轻松。
但是，后来渐渐把论文（尤其是SCI文章）和科研基金数量作为科室的考核指标，这对于科室主任来讲，确实带来了临床业务外的额外压力。
印象当中，最近10年在各家医院，尤其是公立三甲附属医院，都出现了一些靠嘴皮子和键盘的“外科医生”。这给同单位把精力大多投入在临床工作的医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在三甲附属医院的体系中，临床和科研真正兼顾的医生是很少的，毕竟人的精力有限。院长或者科室主任有条件利用手中的行政手段，动用资源，发表大量的论文，或者拿到科研经费。对于普通专家来讲，这就很难做到。而在三甲附属医院以论文为导向的医生评价体系中，往往临床不怎么强的医生反而比临床能力强的更容易成为所谓“名医”。因此，追逐SCI论文，自然成了许多医生的“事业”目标，能让很多人名利双收。
我做科室主任的时候，也常常有各种论文公司找上门。我一直认为搞学术还是应该有诚信，毕竟很多人会应用论文上的数据和结论。医学研究往往人命关天。我曾经尝试过和独立的科学家联合搞科研，效果不错，也达到了医院指标，但这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科研。
我记得我当年写论文是发自内心的，常常查找资料、翻译，写作到半夜。那时候并没有感到压力，只是希望把心得分享给更多的同行。这在我看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写论文的同时会查阅大量的文献，可以增加自己的知识面。
我大概发表了几十篇论文，绝大部分并不是出于晋升的压力而为。不过，要平衡好临床工作和科研的时间，确实是很难的。我愿意看到的是，临床医生把精力放在患者身上，把大部分的科研任务交给科研人员。毕竟医生以治病为天职，离开这个，发再多的论文，患者遇上就倒霉，又有何意义呢？
实际上，国外许多著名医院，如梅奥诊所等，都有大量的研究人员。临床医生应该聚焦在临床。
在名利驱使下的中国科研体系，导致了论文写作和科研申请成为一门“生意”。第三方公司大量出现，专门洗钱的公司也出现在瓜分国家科研经费的道路上。纳税人的钱被虚假科研糟蹋，更严重的后果是医务人员的信誉被破坏。甚至一些虚假治疗技术得以横行，损害患者利益。有些医药公司用利益绑架科研，腐蚀一些医学专家，制造各种所谓指南来引导产品销售。
这些媒体都曾报道过，而且导致老百姓对医疗的不信任和抱怨，会直接影响到民生和社会稳定。
我们作为体制外的专科团队，可以专注于临床工作，在内部取消职称评价体系，对医生采用国际上通行的Attending制度（记者注：由主诊医生负责病人的全程诊疗和长期随访，不按职称将医生分为不同级别）。我们也会非常重视科研，但绝对不是把服务患者的时间用来做科研，而是鼓励做临床科研，和科学家团队合作，或者将来成立自己的科研队伍。
真正的科研，绝对不是天天有成果，而临床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套路。还是那句话：没有临床服务能力的医生，或者很少把时间花在患者身上的医生，无论有多少论文，对中国医疗而言就是一个悲剧。
医学论文造假和制造假冒伪劣商品都属不良行为。不同的是：前者可能害命，后者只是谋财。一旦查处，前者往往把责任推给体制，后者则自认倒霉。某种程度上，前者危险更大：用“科研”的虎皮来掩盖低质医疗，让真正重视临床服务患者、真正搞科学研究的医学同行蒙羞。
最好的医生评价体系，是用技术和服务质量获得口碑和收入，交给市场。这是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做法。医院、保险、患者的监督和评价，远比论文可靠。
让医生回归到临床，这是中国特别需要做的，毕竟我们的医疗资源相比其他国家而言更为缺乏。
张强/口述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胡宁/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