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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5月02日 星期二
中青在线

崔健:我不希望说得越来越多,做得越来越少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婧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7年05月02日   04 版)

    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合作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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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健本人出现的时候,和他的名字一样,有着符号一般的形象。最标志性的是头上那顶一颗红星在中央的白色棒球帽。一身黑衣,一双普通的运动跑鞋,不发言的时候,他习惯性地双臂交叉在胸前,沉静地坐在位子上,小动作甚少,给人一种“稳定感”。

    崔健就以这样的形象,作为“2017年中法文化之春”的形象大使,坐在了法国驻华使馆的舞台上。主持人这样介绍他——曾以一曲《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是中国当代艺术最著名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从台下看,强烈的灯光之下,帽檐的阴影盖住了这位摇滚巨星的眼睛。他曾对媒体坦白,最初戴帽子是因为“想控制自己的曝光”,“最起码你可以低着头,别人完全就看不出你是谁”。

    直到和他近距离坐下来访谈,才让人看清他的眼睛。单眼皮,眼神沉静,没有人们印象中的凌厉和距离感,他甚至直言“我在媒体面前,多少都有点紧张”。56岁的崔健,近距离看,皮肤状态有与年龄不符的光滑细腻感——这点也曾被主持人乐嘉在访谈中拎出来“八卦”了一下“保养技巧”,得到的答案是,崔健说自己“30年间的作息一直是凌晨4点睡,下午2点起”。

    1989年初,崔健受邀率乐队赴法国巴黎参加”布尔日之春”国际摇滚音乐节,这是崔健第一次出国演出。当时穿着黑色机车皮夹克,额前还留着刘海儿的崔健受到了时任法国总理希拉克的接见。

    “我还记得,我们都专门买了新衣服、新箱子,生怕别人会觉得我们是来自跟他们不一样的、一个完全穷困潦倒的地方。”崔健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第一次出国演出时的心境。那是一种,想向外国人证明“自己和他们是平等的”的心理,但后来崔健自己发现,“那有点幼稚”。还有一点让崔健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有点可笑”的是,第一次出国“过了安检,坐在飞机上的时候,心中竟有一种释怀感”。

    第一次在国外演出,崔健体会到一种在国内演出没有的感受——“我们拿着别人的乐器,唱着中文歌,你突然发现,我们代表的是中国人”。而在国内的时候,“你不会去想自己代表谁,有时候还觉得自己代表的是西方自由思想的年轻人,在国外后,你突然发现你代表中国人了”。

    28年后,已被当作中国当代音乐、中国摇滚乐标杆人物的崔健,再被问起中西音乐的比较时,他也无心粉饰——语气并不激烈,但结论直截了当——“中国的音乐还没有达到那种有情感、有技术、还有理想——三位一体的表达的独立性。” 这种对话风格贯穿采访始终,那是一种无需“爬坡”的感觉,不需要引导和过渡,他会以最自然的方式,给出坦率的回答。

    在他看来,中国当下的许多音乐作品,有代表这片土壤和文化的充沛情感,但没有足够的技术,只能把一些情感的音色和情感结构,非常简单地表达出来,“这种东西对西方来说,是不能够满足他们的听觉的”。“许多音乐作品没有真正建立在地道的音乐文化上,它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时尚,为了视觉化。”

    崔健言语里多少有些羡慕,“法国的音乐工业太扎实了。可以说,它什么都有。有时尚的、视觉化的,但它纯音乐的东西太厉害了,它是一个古典音乐技术非常扎实的国度。”

    “再说理想这个东西,这就是你的人格在你的艺术品中的体现”,在崔健看来,这是“中国最缺乏的东西。”

    “我认为,现在也是到这个时候了——艺术家应该站出来。你越多地表达,你给别人创造的空间就越多。”

    说崔健影响了一代中国青年不为过,但他的这些想法,还能不能影响今天的青年,崔健自己认为这不是他刻意追求的。他只希望自己“可以不断地去学习,去找到一些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偏向那些市场认定的有价值的东西”,至于“影响不影响,那是一件‘节外生枝’的事情”。

    近些年,崔健上了几档电视综艺节目。上电视是不是一种扩大影响的方式?崔健说,从最初上电视的“失控”感,到现在他已经发现“上电视这个东西,给我带来的好处”,“就是让我有更多的话语权,给我一些压力,让我必须组织好公共演讲的语汇,增长在公众面前演讲的能力。这些东西对我是一个锻炼。”但是,电视曝光的节奏还是要把握的,“我不希望自己说得越来越多,做得越来越少。”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婧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7年05月02日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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