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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没什么职务的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退休后却跟一个“会长”的职务较上了劲。
从教20多年，他从未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退休时，他被系领导推荐为“北大优秀教师”候选人，却并不领情。在体制内见识过不少类似评选后，他早就认为这些评选“极不像样，极不公正”，所以“干脆退出”。
一个多月前，他忽然发出一份自荐书。这个自诩为“超龄愤青”的社会学学者曾宣称“不参加规则不公正的游戏”，这一次却把目光放在了被他诟病已久的中国社会学会上——今年7月，中国社会学会将举行换届选举，他自荐担任会长。他甚至为此设计了一份问卷，要在同行中开展一次“关于社会学会会长产生办法的民意调查”。
不同于那些总是挂着“系主任”或者“院长”头衔的历任会长，郑也夫自知“一个无官无职的退休教授自荐担任会长前所未有”，而这样做是为了“宣扬一种理念，推动一项变革”。
为此，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举措，包括完善会长等职位的选举制度，年会上缩短或取消领导致辞，“让优秀作品的作者成为年会上最风光的人，不管他的资历高低”等。
“我不是恶作剧，不是小孩过家家，也不是在胡闹。”他表示，自己这次要来场真刀真枪的“真人秀”，并且做好了从一个“做事苛刻决绝的边缘人”走向舞台中心的准备。
自荐书发出后，他预想，“已经麻木于理念宣讲的人们，可能会被同行间公开竞争的输赢吸引，会激起一些风浪”。但之后一个月里，他未接到一个同仁的相关电话。他的个人博客里，那份自荐书下面也只有10条回复。
一位社会学家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评价，郑也夫的“自荐”是“堂吉诃德式”的。
和往年这个时期一样，中国社会学会正在官网上有条不紊地更新两个月后的2017年年会信息。郑也夫投下的这颗石子没有激起风浪，甚至连水花都没激起。
一
早在10年前，郑也夫就投过石子。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里，他公开批评中国社会学界的自家庭院“腌臜不堪”。
在官方介绍中，中国社会学会是“由从事社会学教学、理论研究的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自愿组成的全国性群众学术团体”。可在郑也夫看来，这个民间组织却“充分施行了官本位那一套”。
中国社会学会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组织每年7月份的年会。这个每次都有近两千人参加、设置数十个分论坛的年会，是国内最大的社会学学术交流活动。
郑也夫参加过一次年会。他还记得，全国总会和各地分会的领导端坐在台上，“像VIP一样”。会议开始后，几位领导依次致辞，会议举办地的行政长官也准备了一长串讲话。“搞得很形式主义，很八股，无聊。”
“社会学会各地分会的负责人都是当地学术机构的行政领导，这些人大部分又成了全国总会的常务理事。他们在极大程度上垄断了学术荣誉”。在多年前的一次访谈中，他形容中国学术界是“官大学问大”。
在他眼里，就连会长的选举也是“伪选举”。他在自荐书中论述了自己如若当选会长后的一个改革目标： “任期内，将与同仁们商讨改革产生本学会会长、副会长、秘书、理事的程序。”
据一位曾长期担任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的学者透露，会长是等额选举产生。在换届的理事会上，自己领到的投票单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同意就画圈，不同意就画叉”。
在经历过的几次换届选举里，这位前常务理事“从来没有画过叉”。他也从来没有搞清楚，自己选出的会长是如何成为候选人的。就连自己的常务理事职务，他也是当选后才知道。
“每次选举前，总会有些渠道传出候选人的名字。”他笑了笑说，“圈子里的人都明白，（会长）都是那几家强势机构（的负责人）轮流来当。”
在回答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问询时，中国社会学会秘书处并未回应上述说法。秘书处一名工作人员说：“我们的选举完全按照学会的章程来办，这些章程都在民政部有备案。”
然而，在中国社会学会官网公布的章程里，对候选人的产生方式并没有做出规定，甚至整个章程里都没出现“候选人”这三个字。
“这说明候选人如何产生，完全没有制度化。”郑也夫说。
中国社会学会现任会长、清华大学教授李强以“这件事我不好说”为由，谢绝了采访。
二
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退休教授潘绥铭的印象里，“副教授当一个副会长，或者一个研究生当理事，人家就会觉得很奇怪，甚至不可容忍”。
中国社会学会有10个副会长职位，郑也夫认为这是一种“荒诞的设置”。他不认为这是给10位学者做事的机会，“更有可能是荣誉分配时的妥协之作”。
在自荐书里，郑也夫给出了如何“打破荣誉垄断”的设想。他建议将会长的任期由3年改为1年。会长提前一年选出，先成为“待任会长”，待任一年后自动成为正式会长，“以此解决一年任期制中的衔接问题”。
“这是美国社会学会已经运行百年的制度，总有值得借鉴之处。”郑也夫的不少关于学会的改革方案，都缘于他对美国社会学会的研究。
与大陆社会学界联系紧密的台湾社会学会，也采用了“待任会长”制度，不同的是任期设为两年。
除了会长和副会长，理事在社会学会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在中国社会学会的章程中，理事的产生过程并没有明确规定。一位熟悉学会人事制度的学者向记者透露，“理事采取推荐制，由各省市分会、相关重点高校等机构向学会推荐理事人选”。
在自荐书中，郑也夫称这些被推荐的理事候选人，都在大会上“鼓掌通过”。
根据《中国社会学会章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学会和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单位，自愿申请、交纳会费，经批准，可以成为单位会员。
一位担任过中国社会学会理事的学者告诉记者，各地从事社会学教学或研究的机构，只要有15人以上的相关专业研究人员，就可以申请成为单位会员。而这些机构的行政领导，“一般都会成为学会的理事”。
在台湾社会学会，三分之一的理事候选人由理事会提名产生，其余开放联署提名。在共计300多名会员的学会，需要获得10名以上会员的联署，才有资格成为理事候选人。
郑也夫建议将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选举改为直选。“美国社会学学会有大约15000名会员，有资格投票的会员8000多人。获得提名委员会提名，或者100名会员（包括学生会员）联署提名者，可以成为会长候选人。而会长的产生是全体会员直接投票的结果。”
郑也夫并不知道，这样的学会并非外国特有，国内已经有学术团体趟出了自己的路子。
与国内的大部分学术学会一样，2004年以前，中国计算机学会（CCF）的会长和理事选举，也曾是“做出来的民主选举”。
“那时的会长候选人，不是院士，就是科研院所的院长、所长、系主任，找200个所谓的会员代表来投票。”CCF秘书长杜子德回忆说，“候选人也都是几个人‘捏咕’出来的。”
“理事长、理事会一个小时就选出来了，同意就画勾，不同意就画叉，因为是等额选举，所以无一人会落选。”杜子德说。
现在，CCF设立了提名委员会，理事长和理事会、理事会选举必须是差额的，2015年的选举有3个理事长候选人。3个候选人要站在舞台上现场公开竞选，阐述自己的理念，然后接受近400名会员代表的投票，公开点票，当场出结果。
“我们尊重每一个会员，尊重他们手中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CCF，副理事长、理事和常务理事、监事都采取差额选举。而候选人产生的方式，正是郑也夫这次所采用的“堂吉诃德式”的“自荐”。
三
有一位知名教授曾被中国社会学会列为一个专业委员会的理事，但从来没有参加过学会的年会。
“我知道的那些高水平学者，没有几个参加年会的。”在这位教授看来，年会的学术水平“很平庸”，“年会的价值还不如一场读书会”。
一位青年学者说，自己身边很多年轻的社会学学者“都以不参加年会为荣”。这位前两年都到过年会现场的会员注意到，年会设立的60个分论坛，很多主题都是重叠的。“每个高校，每个机构都要召集一个论坛，最后就成了只求数量不求质量了。”
郑也夫也看到了这些，因此他在自荐书里设计了自己的“施政方针”：将学术交流的重心放在非年会期间的中小型研讨会上，设置“年度性论坛”来保障年会质量，设置“年度争议性作品论坛”来鼓励不同的声音……
在潘绥铭教授看来，学会本来应该是与核心期刊一起，成为学术评价体系的一部分，现在却“完全没起到这个作用”。
“一些青年学者做的‘非主流’研究，尽管很有意思，很有创见，但因为与核心期刊的评价标准不兼容，往往很难发表出来。”潘绥铭说，“社会学会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应当多给这些‘异端’一些机会，把这些论文在年会上宣读、交流。”
可参加过多次社会学年会后，他不得不承认眼前的事实：每年年会上也会公布一些“优秀论文”，这些论文的研究方向和领域，都和核心期刊主导的学术方向趋同。
“那些核心期刊的编辑们都是年会的座上宾。”潘绥铭提高了音量，“如果都用核心期刊来衡量我们的学术成果，那我们学科的发展就成了期刊编辑们决定的了。”
他认为这与原本的逻辑背道而驰。在他看来，应该由学术共同体来决定学科的发展方向，而不是期刊。“学会是非功利性的，学术本来就鼓励创新，鼓励突破。”
现在拥有近4万名个人会员的CCF正在努力构建计算机学界的“学术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为了保证学术界的独立性，根本就是会员治理。”
2015年，CCF向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技部和教育部递交了一份关于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评审的建议。建议书中指出，政府主管部门直接参与奖项的评审工作，是政府工作“越位”。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边界不清晰，评奖过程容易出现误判、错判。“政府不是学术共同体，对专业发展和水平并不具有专业判断力。”
“纵观全球科技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是政府直接主导进行学术评价和评奖的。目前有些政府部门的思维和做法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和当前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简政放权、职能转变的方针明显不符。”这份建议中写道。
四
20多年没有申请课题经费的郑也夫一直试图远离学术资源分配这种“政治”。最开始，这个自认为“成果和能力尚属一流社会学学者”的教授也申请过研究经费，但失败了。后来他发现，想要申请到资金就必须托评委帮忙，而且资金的“大头”都被各地学术带头人“在平衡各地面和互相帮衬中瓜分了”。
“在一个良好的社会机制中，一个真正优秀的研究者仅仅以自己的成果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报偿，他不必通过一些低劣的伎俩。”郑也夫说。
也有人质疑他参选会长的资格，一位受访的学者认为，“早就逃离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郑也夫，自然很难生产出完整的、标准的学术产品”，这与他自荐书里“评选会长职务根据学术成就高下”的说法形成一个尴尬的悖论。
可在郑也夫看来，“标准件”是学术作品的死症，自己确实不会生产这种东西。他自信与“一流社会学家”这个身份匹配的，是他出版过的5本社会学专著，和在国内顶尖社会学期刊《社会学研究》上发表过的7篇论文。
郑也夫自认为是个有“个人英雄主义”倾向的人。这一次，他把自荐会长当作“学术界制度与观念变革的可能的突破口”，他“宁可个人受挫，也要搅动一池死水”。
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就清楚自己“当选会长的概率不到1%”，但他不愿再像过去那样只去“宣扬一种理念”，这次他要“以一种包含了此种理念的行为亲自登场”。
“在社会转型期，一群研究社会的学者如果不讲自身该怎么做，光讲这个社会该怎么做，那我们不就是虚伪的么？”这位退休教授昂起头说，“先把自己的制度建设好，这不更切实么？也能对社会起个示范的作用。”
在10年前的一篇文章里，郑也夫写道：“明日发苍目茫告别学术界的时候，断乎不会因为没有担任过中国社会学会会长而惭愧。但目睹一个学科的制度建设，在整整一代人手中成效甚微，来日面对后生天真而鄙夷的目光时，我会汗颜不已。”
不管是赞同还是质疑，郑也夫想要通过自荐会长激起的水花，如今都死一般沉寂。一位就此事发表观点的青年学者告诉记者，近期正在评职称，希望报道里不要出现自己的名字，“让评委看到了不好”。
郑也夫的自荐书发出一个月后，终于有一位年轻学者与他联系，表达了支持之意。这样的支持者，有且只有一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杨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