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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成年人性教育上，对儿童要不要保守性的秘密，在“千夫诺诺”的当世，听听波兹曼的“一家之言”恐怕也不是没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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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子，杭州萧山一位二年级孩子的妈妈吐槽学校发放的《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尺度太大，还晒出含有“男女生殖器相关介绍”的图片，引发网友热议。出版该读本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不同于一般少儿读物，作为教材，它肯定有严格的审查流程，也符合教材编写的初衷，会把握教材教学的规律。
对于展开“未成年人性教育”，恐怕没人敢反对，它在今天已成为某种“政治正确”，但教育什么、教育到什么程度、如何教育恐怕还得细加掂量。当我们理直气壮地将成人世界认为“没有问题”的“性知识”坦露无遗地教给儿童时，我们不再质疑这有没有问题，我们没有看到“公共知识和隐秘知识之间的区别”，以及“隐秘的性知识”对于“儿童羞耻心”乃至道德、伦理、规范、礼仪等的重要作用。从儿童发展的本质和意义的角度出发，以《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广为中国读者熟知的媒介生态专家尼尔·波兹曼提供了不一样的答案，那就是：“控制儿童对那些事情的了解是必须的。”
首先，尼尔·波兹曼强调成人有责任对未成年人掩藏性的秘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少儿不宜”。他说，“当然，主张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把死亡、精神病和同性恋当作阴暗和神秘的秘密，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要求成人只能在很局限的情况下讨论这些话题，更没有道理。但是，把这些话题公之于众，完全没有约束，便构成了危险，特别是对儿童的未来造成问题。人们必须勇敢地面对这样的现实。因为，如果成人没有阴暗和捉摸不定的谜需要瞒住儿童，然后以他们认为必须的、安全的和合适的方式向他们揭示，那么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线一定变得很危险地淡薄。”为了避免引起无谓的误解和口舌，他再三强调所说的性秘密仅是针对儿童而并非成人，“我们在此讨论的问题是公共知识和隐秘知识之间的区别，以及由于媒体全方位的大暴露而消除了隐秘知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说人类性行为下流和丑恶是一回事，尽管依我之见这又是一个危险的想法；说公开展示剥夺了它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从而改变了性行为以及儿童发展的本质和意义，又是另外一回事。”
波兹曼还引用了两个说法来说明“少儿不宜”的原则。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一篇探讨教育的文章中就谴责同辈们在罗马贵族儿童面前所表现的无耻行为：“每一个晚宴都喧闹非凡，充斥着令人恶心的曲调，一些我们本应羞于提及的事物被呈现在他们眼前。”诺伯特·伊莱亚斯在其《论文明之进程》中亦宣称我们开明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性欲要受到严格的控制，成人须承受巨大的压力把他们的各种冲动私密化（尤其是性冲动），并且在儿童和未成年人面前，对成人的性欲望和冲动三缄其口，维护‘保持缄默的密约’。”
可是，为什么要向儿童保守性的秘密呢？为什么要恪守“少儿不宜”的原则呢？波兹曼认为，“如果对各种冲动没有控制，尤其是对意在侵犯和即时满足的冲动的控制，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经常处在被原始的冲动所控制的危险中，包括被暴力、本能和自我。羞耻是野蛮行为得以控制的机制”，而“羞耻心是克服冲动的心理机制”。隐秘的性知识对于儿童羞耻心的形成至关重要，而此后成人世界的一系列社会礼仪、道德规范正是由羞耻心在其成长的过程中逐步转化而来的，“生活在一起需要一定的准则，需要控制情感，一个人没有羞耻感就会不守规则，是靠不住的。”因此，“控制儿童对那些事情的了解是必须的。”
当然，为少儿保守性的秘密，并不意味着对成人来说同样需加以保守。然而，有人会说向儿童隐瞒性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知识是“正确的”），这无异于“虚伪”。波兹曼说，“如果说向儿童隐瞒成人暴力和道德无能的各种事实是虚伪，那么，这么做仍然是明智的。当然，为了增进儿童成长的虚伪并不是罪恶。”相反，“坦率和真诚的代价究竟是什么？”
今天，性教育学家积极推行的“赋权式教育”，是不是要将“少儿不宜”的性秘密变得“老少咸宜”，推销给学生并口口声声称这对你有好处？
“没有高度发展的羞耻心，童年便不可能存在。” 波兹曼称羞耻心是儿童与成人得以区分的三个重要因素之一（另外两个因素为 “人的读写能力”和“教育”）让他慨叹的正是电子媒体，特别是无年龄、无文化程度限制的电视媒体的出现，使得这一隐秘知识不复神秘，羞耻心淡化。
波兹曼所说的保守性秘密的对象是“儿童”，这里的“儿童”可不要以为只是“幼童”，而是包括十来岁的未成年人，在他的论述中，儿童与成人是一对概念，儿童是一个未成年人概念。他的论述促使我们认识到性秘密之于一个人的道德、规范、人格的形成的作用，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并促使我们对未成年人性教育的分寸和尺度加以深思。
19世纪的著名学者韦伯曾不无忧虑地说到将来的时代，“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还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在未成年人性教育上，对儿童要不要保守性的秘密，在“千夫诺诺”的当世，听听波兹曼的“一家之言”恐怕也不是没有益处。
陈占彪（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