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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没念过书也没有太多技能的44岁农妇苟定芬成了超出自我期待的“人生赢家”：孩子考上大学、父亲做了两个手术却没有欠下一分钱债务，还建了自己的楼房，“圆了几十年的念想”。
她这一年开支总计10多万元，大体收支相抵。“要是放在以前，做梦都不敢想。”她仰起头哈哈大笑，“几年前，我还想搬家走呢，这里全是竹林，啥子事情都做不了。”
转机出现在2013年前后，重庆市上发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进入永川区何埂镇狮子村，流转了当地的土地，为村民带来多项收入，也改变了苟定芬及乡邻的生活。
公司将20个大棚承租给20户家庭农场，统一制作菌种、统一技术管理、统一销售，家庭农场主们只需要“傻瓜式操作”，就能每年获得10万元左右的纯收入；他们还“无本万利”，不需要进行前期投入，缴纳给公司的费用也可在销售后抵扣，他们只负责管护和采集即可。
农民有分红、集体有好处、补助有增值
在很多农村地区，也曾上演过类似的故事：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企业，获得租金和务工收入。但是，像苟定芬这样从事轻体力劳动就能获得10万元年收入的案例并不多见。
更罕见的是，国家给予企业的财政补助，还能让狮子村村民们成为“股东”，每年都“旱涝保收”地获得固定分红。
记者到访时，苟定芬等人的分红正在去往他们账户的路上——相关经费已到达镇财政所，待核实参与分红的村民名单及准确数额之后，便将进入每个人的户头。
而紧邻的狮子村五间村民小组，因更早推行该项改革，村民已经开始享受分红了。
“2014年以前，我们全靠务农，日子过得紧巴巴的。”65岁的王其才说，而今，通过土地流转，家里的5.5亩承包地流转给了2家农业公司，每年的租金为590斤稻谷，按当年的稻谷市场价格核算。“去年，我家这笔收入有4000多元。”此外，他的儿媳等人在重庆正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务工，还能根据自己剪菇的数量获得相应的收入。
2014年，正百公司获得540万元的“1900吨食用菌工厂化栽培和流通基地新建项目”补助，永川区在全国首开先河，创造性地将这笔国家财政补助进行了“股本化”的改革。
“该项改革的最初方案是，企业将项目资金的30%交由项目所在地流转土地的农民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持股，股权分红标准定为持股金额的7%。”狮子村党总支书记刘扬飞介绍说，“比如这个国家补助540万元的项目，企业就拿出其中的162万元供农民和村社持股，2015年的分红数额为11.34万元。”
“这个11.34万元将进行分配。”刘扬飞说，其中，农民占比60%，约合8.25万元，农户根据各自流转土地的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计算出各户的分红数额；而村集体经济组织则占另外的40%。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红将再次进行分配，村里占40%，涉及的3个村民小组占另外的60%。”刘扬飞说，村里分得这40%以后，有了钱，“就可以做一些福利事业了”，能修补人行便道、维修山坪塘、慰问老弱病残；而村民小组的钱则以户籍人口为标准进行分配，“这能让那些没有流转土地给企业的村民也尝到甜头，2015年每个人分了80元。”
这样的“分红”是固定数额的，按照目前的政策框架，农户和村组每年都能获得该笔政策红利。
“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真是好政策！”王其才喜笑颜开地说，有了土地流转租金、务工收入，再加上“股份”分红，一家人的生活“比过去好太多了”。
永川区农经站办公室主任苏沙介绍，在推进该项工作的过程中，对数额进行了微调，一是将共同持股部分在项目总资金中所占比例由30%调整为50%，固定分红的额度则由7%调整为5%。
比如重庆市上发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所获得的300万元“标准化厂房建设”国家农业项目财政补助资金，农户和村社持股150万元，分红的额度则为每年7.5万元。这7.5万元的具体分配方案，则与前述改革相同。
该项改革已经由最初试点的3个市级园区拓展到全区所有镇街，凡财政补助资金100万元（含）以上的单个农业项目都将推行此项改革（农民直接补贴、土地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农机购置补贴、贷款贴息补助项目除外）。
此项改革中，农户虽然“持股”，却与其他公司的“股东”有很大区别：他们只参与分红，并不参与经营决策，由企业自行独立经营。项目存续多久，他们就持股多久，但不得超过土地承包期。如果他们所持股的企业不幸倒闭，则持股分红自然终止；倘若企业转手他人，持股分红由新企业接手。
过去，国家对农业企业的巨额补助项目往往成为企业的“私有财产”，与当事企业密切关联的周边农民、村社难以充分享受到国家补助带来的红利，部分获得财政资助的企业与周围农户的关系非常紧张。永川的创举让国家的补助资金发挥出了更大的社会效益。
企业有发展、产业有环境、村社有活力
此项改革推行两三年来，带来的最直观的好处是农民多出一笔收入。
目前，永川区纳入股权化改革的项目资金共6727.5万元。其中，2014年~2015年已股改项目资金3120万元，农民持股金额1248万元，固定分红71.76万元，可实现户均增收420元，亩均增收207元。
对于符合该项举措的农户来说，他们过去只有种地的收入，如今，能获得3份收入，即：土地租金+务工薪金+分红股金。
五间镇农民刘国术一家五口，流转土地5.05亩给润色公司，2015年获得土地租金3939元、分红收益909元、务工收入4万元，户增收达4.5万元。
贫困户孔德银原年均收入仅2000余元，如今，通过流转土地3.7亩给同申元食用菌公司，获得租金2886元（780元/亩），到公司摘菌务工收入6000余元，加上一年的持股分红810元，其年收入已经超过9000元，如愿脱贫。
何埂镇村民陈诗铨一家的土地流转，2015年，除了3605元租金收入外，还获得持股分红收入1395元（通过财政补助资金入股，农户直接分红为855元，集体组织分红后再分配为540元）。
对于企业来说，申报农业项目财政补助时，必须签订资金股权化改革的协议，作出相关的承诺。
“我们乐意接受这样的游戏规则。”45岁的重庆上发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法人曹继岗说，国家财政补助“既不用还本，又不用付息”，如果是等额的贷款，连本带利将是非常大的负担。“即使只算经济账，不算其他效益，财政补助也带给我们很大的价值，这点‘分红’只是九牛一毛。”
对企业来说，该项举措更重大的意义在于，构建起企业和农户、村社的利益共享机制，而且相关的数额是恒定的，老百姓有明确的预期，能够调和企业与当地村民和村社组织的关系，“产生的综合效益远远比这笔钱多”。
改革让村社、农民与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利益共同体，从而积极支持企业发展，希望企业兴旺发达，获取长久的分红收益。
这一改变让土地流转更为顺畅，让土地的适度经营更为可行。刘扬飞说：“过去的土地流转难度非常大，推进过程中没少挨骂。如今，大家看到流转土地后，既有租金又有分红，积极性高了，土地流转工作做起来容易多了。”
包括这一全新的改革举措在内的政策形成的合力，让永川的产业发展突飞猛进。“永川的食用菌产业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成为全国‘食用菌之乡’。”永川区农委科技宣教科科长樊晓燕说，几年前，永川的食用菌行业几乎“一无所有”，此后，经过深入调研、科学决策，决定在圣水湖现代农业园区打造食用菌发展核心园区。短短几年时间里，永川区通过农业综合补助项目等，引进培育了正百、洪欣等11家食用菌企业或农民合作社，进行食用菌的规模化、设施化、工厂化生产。短短3年食用菌年产量就达到2.5万吨，产值2.5亿元，常年提供就业岗位1161个，务工人员年收入21780元。
一段时间以来，乡镇企业相对弱化，部分村社陷入“空壳”困境。通过改革，村社得以“输血”，村社发展更具活力。改革涉及的12个村民小组平均分红1.8万元，解决了村社“无钱办事”的难题。村社获取收益后，既可以向社员进行再分配，也可以改善基础设施，推动村社持续发展。
2014年，永川区在全国率先开展农业项目财政补助资金股权化改革，探索农业企业带动农民增收、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新路径，通过几年的探索，成效初显，逐步实现农业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三方共赢”。
该区先后4次参加中央和农业部农村改革会议并作经验交流。2016年中央1号文件将永川的涉农资金农民持股、保障农民利益、融洽村企关系的创新做法写入其中，该做法有望在全国推广。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田文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