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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新光”夜校的开始与结束时刻不无相似之处：构成课堂的主要是热心的组织者与廖落的学员。
不同之处在于，开课时举行了典礼，而在告别之日，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特定的仪式。
过去6年，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为校工开办的“新光”夜校是这所名牌大学一个特殊的存在。它平均每周一次，不设门槛，无须报名，工友想来就来。学生志愿者确定授课的主题、时间和地点，再去工友中散发传单，张贴海报，招呼他们来听课。
开办夜校的是人大学生社团“新光平民发展协会”。自2011年4月创办起，“新光”的定位始终是服务校内后勤工友。协会创办人、人大2010级本科学生吴俊东曾在一封公开信里解释：教育让人有尊严地生活，教育应成为平民大众的进步阶梯，“人民大学”理应成为“人民的大学”。
不过，协会现任负责人、2014级学生吴家伟和简小薇说，从上学期开始，夜校的工友锐减，经常整晚看不到人影。他们决定关停夜校，多开展吸引力稍强的户外运动、文娱活动。
4月25日，新光协会不无遗憾地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封公开信。这次宣布的是夜校即将停办的消息。他们说，这个小小的社团一直有些不敢担当“人民”的大学的重任，如今是真的不能担当了。
上学期，开始缩减。20人，10人，5人，2人，没有人。所有课程里唯一仍在持续的是英语课，它为时常来听课的4位工友坚守。本学期结束，英语课也将消失。
5月12日晚的一节英语课，听众是两名厨师和一名保安，为他们服务的学生则有4人。
比起百米之外聚集了数十人、外国友人被里外三层包围的英语角，这间只能容纳30人的小教室，只能用“冷清”来形容。
讲课的女同学发音流畅：“Do you like your colleagues？ Why？（你喜欢你的同事吗？为什么？——记者注）”台下年仅20岁的小厨师憋得脸色微红，吞吞吐吐答了声“No”。
大屏幕上演示文档翻动的间隙，教室里安静得连呼吸声都听得见。
不要“精英倾向”
在此之前，学生们曾试图扭转颓势。这些举措包括提早散发更多的传单，与每一位熟悉的工友聊天，询问他们喜欢什么内容，试着调整课程内容。可得不到明确的答案，回答经常是“你们上啥都行喽”。等到上课时，教室里依然空空荡荡。
截至目前，一度与英语课平行设置的“社会与法”等课都已停止。
2011年，为参加创业比赛，人大商学院一年级学生吴俊东提交了一纸扶持农民工创业的公益社会企业策划书，成为新光的蓝图。
2011年4月29日，夜校开学典礼在人大校园里的一家餐厅举办。吴俊东首批召集到20多名学生志愿者，但现场的冷清让他们倒吸一口凉气：参加开学典礼的后勤工友只有两名。
此前几周，志愿者几乎走遍了人大所有后勤员工宿舍散发传单，解释他们的计划，本以为会得到热烈响应，却被浇了一盆冷水。没有人相信学生会为他们免费讲课，甚至有员工以为大学生是来“骗钱”的。
连教学场地都是吴俊东“忽悠”来的。刚建立的时候，新光尚未注册成为正式学生社团，根据人大教室管理办法，无权占用教室。第一次课不得不在餐厅举行。
发端于创业计划，新光第一学期的课程也几乎都与创业有关，参与的工友中也确有几位“成功者”。一位厨师去其他学校承包了食堂窗口，一位保安考过了三门注册会计师认证考试并开办了自己的事务所。有人考研成功，有人真的去创业，开办了照相馆或是餐厅、商店。
目前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求学的吴俊东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且不说新光只能服务2000多名后勤工友的少部分，即使是所谓“成功者”，也几乎全靠他们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新光在其中最多给了微小的加速”。
他在通宵自习室里遇到夜校里认识的保安，对方有时穿着保安制服，坐在学生中安静学习。还有立志考历史系研究生的工友，会拉着学生聊读书到深夜，甚至让他们留宿职工宿舍。这些人本就上进。
但在吴俊东的观察中，这类人属极少数。
开课至第二学期，新光的路线就发生了变化。吴俊东在第一学期结束后，曾与熟悉的保安、厨师和保洁员开了一次五六人的“研讨会”。他当场被大叔大妈们“教育”，结论是创业课有“精英倾向”，大多数人根本听不懂、用不上。
夜校调整了方向。新的目标是让更多普通工友参与，提升“生活态度”，培养他们紧跟社会思考、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课程开始讲授更加日常化、趣味化的电脑知识、健康养生、法律维权知识。
这成了新光的发展路线。2012级的梁莎莎和2013级的易媛媛先后担任新光的负责人。在她们任上，理财、英语乃至观影、运动、郊游等能和学生产生更多交流的内容被开发出来，每节课的人数增加到二三十个。讲养生、理财等热门内容，教室需要另加椅子。
2015～2016学年，人大新闻学院学生汪可等4人拍摄过新光的纪录片。镜头中，英语课的听众占了大半间教室。大部分工友紧盯黑板，记笔记。一位大姐不时用余光瞥旁边姐妹的笔记。之后回答提问，这位大姐把“操场”“商店”“世纪馆”的英文准确读出，赢得全场掌声，自己也捂嘴直笑。
不过，很多时候工友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听，不见得真正认同。纪录片里，一位厨师说，“从专业角度讲，实在不咋地，讲的都是知道的内容”。
曾有工友当着同学的面说，“你们讲的都是假的，没用”。另一些无法坚持听课的理由有，“离生活有些远”，“这把年纪也没有什么理想，听课费劲”。
梁莎莎曾撞见一位食堂的工友奶奶，收餐盘时大拇指被锐器严重割伤，手被纱布、胶带和纸缠成大大一坨。她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连半天休假都没有。这让梁莎莎愤怒，对奶奶说：“您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啊！”可奶奶只是苦笑，最终没作任何维权尝试。
一年后，她又和一位年轻工友说起这事，对方不假思索回了一句：“拜托，你没法给予我们直接的帮助，就不要说些无谓的话，给我们白白增添烦恼。”这让梁莎莎觉得自己十分幼稚。
吴俊东认为，新光的骨干成员有情怀，但缺乏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
“我们有时经验不足，不接地气。”吴家伟回忆，一次观影会，他选了香港喜剧电影《家有喜事》，可港式无厘头的情节让很多工友摸不着头脑，好多人半路离开。后来，有阿姨对他说：“放战争片吧，俺们爱看打仗的。”
在吸引注意力方面，手机已成为夜校的主要竞争者。吴家伟在路上碰到熟悉的工友，对方张嘴就问，“嘿，你知道‘王者荣耀’（一款手机游戏——记者注）好玩不？”
不少工友愈发喜欢抱着手机，蹲在宿舍楼门口。他们住在地下室，信号差，所以都跑出来蹭免费网。简小薇偶尔帮年纪大的工友下载东西，对方的请求也不外乎下载热播的电视剧。保洁阿姨们开始约在一起玩手机。30多岁的大叔外出活动也少了，喜欢闷在宿舍看直播。有的年轻人，几乎每次遇见都在玩手机游戏“开心消消乐”。
他们与有些保安聊半天，动员对方去听课，对方会特别认真地记下活动的时间地点，说“一定去”。可到当天，空荡荡的教室还是一个工友都没有。
他们好几次想给熟悉的工友打电话，可又不希望对方是被面子绑架而来。唯独一次，简小薇没忍住，联系了一位工友大妈，对方不好意思地回了句：“哎呀孩子，我都泡上脚了，就不出来了！”
志愿者当中功利者不少
新光的同学试图弄清工友们不来听课的原因。很多人说，“太忙了，没时间。”保安有时会不耐烦，“呵，每个月2000多块钱，没准下个月就辞职了。”
一些工友告诉他们，食堂裁员了，他们的活儿几乎加了一倍，每天都很累，下班后“一动也不想动”。
吴家伟认为，工友积极性的缺失带来了恶性循环。没有他们，学生的热情无处发挥。这届招募的80余名志愿者，活跃的只剩大约20位。
“其实志愿者的问题反而更大些。”易媛媛和吴俊东看法相同。
易媛媛加入新光时，整个社团的新生，算上她只有两个。她一度以为大家不知道或看不上这个社团。可她成为负责人后，又发现一些学院的学生来考察调研，撰写报告。某一个学院的同学，她就接待过三四批。
她认为，“精英主义这么浓厚的氛围中，新光不太有吸引力”。她身边的很多同学，刚上大学就忙于考各种证书、拿offer、保研，那些事已足够他们焦虑。
易媛媛观察了两年，发现抱有功利心态走进新光的同学，“不下三分之一”。曾有同学只花10分钟发了几张传单后就找到她，希望能认证两小时的志愿时长。
梁莎莎在迎新会上遇到更恶劣的情况。一名同学首次出现，就理直气壮地说，希望能多介绍点新光日常工作的情况，因为要申请出国做交换生，想写到简历里。易媛媛承认，这种经历在留学申请中会是很好看的加分项，因而一些同学来做很少的工作，却在简历中写得天花乱坠。
新光的活动本有望成为学生和工友交流理解的平台。教学楼保洁阿姨在活动中放开了自己，说很多男生在卫生间解手毫不顾忌，把在旁工作的她当“透明人”，让人很不舒服。接触了新光协会的同学，才知道大家原来不“高冷”。
可梁莎莎和易媛媛都觉得，能在新光留得住的同学，恰恰都是从条件一般的、本就理解甚至接近工友生活的家庭里走出来的。从小条件优渥的同学，即使有少数报名加入志愿队伍，经历过一两次与工友尴尬不畅的沟通后，也不会再出现。
协会的历任负责人对记者一再表示，新光的运作离不开学校和热心人士的支持。一位工会工作人员多次帮他们解决上课的教室。学校后勤集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经常转发新光的活动内容。一些校内公益社团也与他们合作。
在一场交流活动上，一位工友奶奶对学生诉苦，说自己腿脚不好，还要住集体宿舍，每天爬上铺。
“那你们想过向后勤反映情况吗？”
面对记者的疑问，吴家伟和简小薇明显愣住了。
“我们还能和学校说这个？”
夜校结束，“新光”还在
夜校正在走向终点，但新光还在尝试更多的服务方式。周四晚上是新光开展户外活动的时间，志愿者和工友们聚集在校内一个偏僻的球场。
“再快点啊！”换上了运动鞋的食堂大姐边跳边笑，命令抡大绳的男生再加把劲儿，还招呼其他人一起跳绳。
一位31岁的厨师提前20分钟来了。“嘿！兄弟！”看见吴家伟，他老远就打招呼。走近后擂了吴家伟的胸口几下，捏了捏这名大学生膀子上的肌肉。
“课程啥的，我可不期待。我来活动就是为了和他们闲聊。”这位厨师指了指吴家伟，说，“这群孩子可好了，我再不无聊了。”
他在人大食堂炒了5年菜，认识新光成员之前，每天晚上从人大东门散步到西门，当作消遣。
好几位工友表达了类似的想法，比起夜校的公开课，更看重和学生们的私下交情。
食堂的另一位厨师，50多岁，平时总找同学们聊学习方法，求读书经验。这些东西在夜校不常讲到，可他需要。家里的小孩才初一就想辍学打工，这把他急得不行，最近总对学生感慨“真羡慕你们，书读这么好”。
这让新光的成员相信，除了以课堂的形式讲授知识，一起相处的过程，可以为工友们提供更多帮助。
交流和服务以一对一的形式延续着。简小薇答应帮退休后却拿不到保险金的奶奶处理社保。有工友大爷找到易媛媛，说在上个雇主处的工资被拖欠，至今拿不到，她帮老人联系了法律援助协会，要回了工资。
吴俊东不假思索地说，他印象最深的工友并非创业考研的，反倒是一位保洁员阿姨。她的孩子留守在家，面临中考。在很多日子里，她拉着吴俊东，讨论该不该回乡。两人像朋友一样，说了很多心里话。她最后选择了回乡。
深入交流多了，新光的同学们逐渐认识到改变工友的生活现状太难，他们做不到。
“几乎每一任新光的负责人，都经历了从满怀理想到接受现实的变迁。”梁莎莎说，有人以为在这里会有发生“人生迁移”的工友，这让她无奈。
她的态度是：社会流动如此艰难，指望学生的几节课就能改变工友的人生，这既不符合现实，又是对工友们真实处境的不理解。
简小薇发现，工友们的时间几乎全被工作占了。一个初中没毕业的17岁打工小妹，休假时两天就能看完《鲁滨孙漂流记》，可上班时在人大校内咖啡馆，每天站到腿疼，夜班凌晨3点钟才结束，有时要接着轮清晨7点钟的早班。简小薇再借给她书，隔了一个月，没看就还回来了。
这个在咖啡店打工的17岁女孩，来北京两年，天安门都没去过。唯一一次出游是去很近的动物园批发市场买衣服，还找不到回来的路，急乎乎地向简小薇求助。
也有工友不乏稀奇古怪的点子。有大叔提出的创业想法是，外卖只送到学生宿舍楼下，他帮着送到寝室门口，每份赚一块钱，简小薇哭笑不得地告诉他，“不会让你进宿舍楼的”。
另一位工友跟着她去了趟农场，很兴奋地说“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决定养牛。简小薇不得不提醒他，农场的牛是花大价钱从德国引进的，风险很高。过一阵子，这位工友又改了主意，问简小薇借财务课的教材。可隔几天，又说看不懂。从他们身上，简小薇感到一股子焦躁的劲儿。想改变，却又很迷茫，不知道到底能干啥。
简小薇总结，大部分年轻工友刚来北京，都是一腔热血，可几次尝试失败后，就开始每天喝点小酒度日。到了30多岁，整个人一下子消沉，微信朋友圈的“画风”就变得不对了：
“你以为点赞就是朋友，老子不需要你们的点赞。”
“努力有什么用？呵呵，虚伪的世界。”
那位年过三十的厨师人生观倒是十分积极。虽然在食堂炒了5年菜，依旧身陷“财务危机”，身上没几个钱。他的打算是，“要是有五六万元，就能开小吃摊了。”他说，面对一个灶台5年，实在厌倦了。可他没钱，这也不是同学们能解决的。
吴家伟等人不再为新光设置高大上的意义，它就是一个“文化社区”，能给予工友温暖和归属感，依据他们的需求提供点儿服务。
新光夜校也教育了它的举办者。不少成员觉得，工友们的形象在他们的心里立体化了。接触多了，他们发现，食堂的大爷会在生活的某些时候，成为会说相声的笑星和吹拉弹唱博得满堂彩的乐手。不起眼的保洁员阿姨有可能曾是教师，聊起教育话题格外开心。新光成员们曾抱着或多或少悲悯的心态，想要“拯救”这些人。这种心态现在不存在了。工友们就是活生生的，和自己别无二致，是值得尊重、亲近的人。
易媛媛很难忘记，学校里来自河北的工友曾高声控诉，自己的村庄被污染，农田被侵占。那些因愤怒涨红的脸庞让她意识到，很多问题根本不是“与人生和解”就能解决的。她曾经想当“企业的管理者”，结束新光的任期后，她却去环保组织实习了半年。
在发布停办夜校的那封公开信里，吴家伟和简小薇纠结了许久，末尾表示希望夜校可以恢复。“我们更希望的是，工人们的教育不是由一小群学生来承担，而是由他们自己在企业、在社会提供的良好条件下完成，他们的职业发展不再面对狭窄和迷茫的小道，而是真正的坦途。”
去年12月，他们就想宣布这个消息，此后的几个月里一直在挣扎。
远在大洋彼岸的吴俊东还是希望，夜校以后能够重启。他一字一句地对记者说，如果这只是一家企业，那满足用户的需求就够了。可总要有人走在前面。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程盟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