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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今年79岁，把一个罪名背了26年。
乍一看，他的生活，和其他退休老人没什么不同——他家阳台架子上，放满了君子兰盆栽，鱼缸里游着4条金鱼，练字用的桌案就放在鱼缸对面。
但在一墙之隔的书房，书桌上搭着的三排书架被一摞摞文件塞得满满当当。那是张军用了二十多年收集而来的资料和证据，用以证明自己无罪。
被判有罪之前，张军是山西省政协政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山西省直主任委员，也是山西省第二律师事务所的兼职律师。和法律打了10多年交道后，在他代理的一场土地纠纷中，张军在那些熟悉的法条里跌了一跤。
最终把他送上审判席的案子中，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安坪乡政府，起诉下辖的庞家峪村委会，占用了位于庞家峪河滩上的454.1亩耕地。张军是被告村民的代理律师。案子败诉，村民不服，到山西省人大、省政协等部门上访申诉。被认为与此有关连的张军以受贿罪、诈骗罪、教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26年间，他得到了包括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审判员田太镜在内的律师和法官的声援。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判，指令再审，但经历两次重审后，79岁的张军依然背负着教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的罪名。
如今，曾经在一审判决中被判划归公社所有的土地，重新划归庞家峪村村民集体所有，土地早已承包出去，种满了桃树。这么多年来，张军一次都没有踏足过这里。
他没了工作，申诉，成了他生活的重点。为证明自己无罪，张军收集的材料摞起来足足一人高。
一页一页翻过这些薄薄的纸张，他的手都在发抖。这里面有庭审记录，有会议记录，有盖了章的票据，还有媒体报道的剪报。
最多的是，法庭上证人证言的复印件，名字上面都按着手印。他把这几十页证词专门收成了一整本，小心翼翼地包起封皮。
“这些都在法庭上质证过的，是有效的证据。”他解释。但是踩着这些厚厚的材料，他还是没能爬出有罪的阴影。
他是新中国恢复律师制度之后，第一批拿到律师执照的人。早年他在医院工作，有医患纠纷了，他经常作为医院代表，坐在法庭上当被告。那时案子总输，张军不明白为什么，觉得学了法律，就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可现在他觉得，就算学了法律，很多事还是“想不通”。
庞家峪村产生纠纷的454.1亩耕地，在“文革”期间“学大寨”运动时，被公社征收修过“大寨田”。
村民败诉后，时任山西省政协主席的李修仁曾在村民的申诉书上批示：“对这起土地纠纷案要进行民主监督……论证一下究竟这个判决对不对。”张军去当时的国家土地管理局咨询并为庞家峪村村民递交申诉材料，正是接受李修仁的指示。
可是，1990年6月8日，他上午去开了个庭，下午就接到了逮捕令。张军当场就把逮捕令揉成一团扔了。
后来，他在看守所里待了半年，等来了一审。作为被告站在法庭上时，张军觉得“难以置信”。离开法庭的时候，他被塞进车里，当时还未成年的小儿子追出来，在车子后头喊着“爸爸”。
车子开了，小儿子就这么追着，喊着，直到车子开远。
很多年，这个场景一直时不时地出现在张军的梦里。有好多次，他都是哭着从梦里惊醒，发现眼泪把枕头打湿了。
就在张军服刑期间，他的妻子郭章梅也被逮捕，以包庇罪被昔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1993年，郭章梅被提前释放，4年之后又被宣告无罪，恢复公职。
同样做过律师的郭章梅，宣告无罪后重新拿回了律师资格证，但张军的律师资格早就被吊销了，已经失效的证书，仍然搁在他书房的抽屉里。
在郭章梅的印象里，这位79岁的老人，26年里几乎都没有开怀大笑过，眉头总是皱着。他看人时，目光也总显得很凝重。一提起自己的案子，老人眼睛里就有按捺不住的怒火。
老张的脾气越来越暴躁，郭章梅和孩子们都顺着他。“我知道他有多难受，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背着这么个罪名，他委屈呢。”她说。
郭章梅念着他从前脾气好的时候，但她也觉得，老张的性格，也有始终没变的地方：“他一直就嘴太快，太能得罪人了。”说着，她瞥了一眼坐在对面沙发上的老张。
“我改不了。”张军立刻一扬脖子说。
1995年，张军因病“保外就医”。一离开监狱，他就递了申诉材料上去，他从省人大、省政协，一路找到了全国人大。
“说我受贿15000元，那是村民委托我代管的办案经费，有庞家峪村村委会给我写的委托书，盖了公章，后来他们都取回去，写了收条。说我诈骗的3000元，那是别人报销的，跟我本来就没关系，这是饭店老板的证词。说我教唆拒不执行判决，跟村民说的那些话，他们都能证明，我没说过。”张军说。材料里许多地方都用红笔画了线，张军用手指比着这些地方，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听。
2001年3月，张军的案子再审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了他的受贿罪和诈骗罪，维持教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罪。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下达裁定书，裁定张军的教唆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要求地方法院再审。
当时，张军真的以为，自己离“无罪”已经不远了。
“土地的案子都解决了，为什么我的案子还留着个尾巴？”他疑惑。
昔阳县人民法院重审张军案，对最后的教唆罪，给出的证据和原审时没有不同。其一是张军在《山西政协报》上发表过一篇《证据不力的判决》的文章，“制造舆论，煽动群众”，其二是当初村民的证言。
庞家峪村农民梁万喜，曾在一审法庭上指证过张军教唆。但是在接受采访时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那些话其实张军没跟我们说过”。
他把翻供的证词写了下来，交给了张军。然而除了证人的口供，张军没有别的证据能证明，当初这批证人的教唆罪证词，是在“逼供、诱供”情况下作出的。由于证据不足，昔阳法院没有采信。
2014年，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驳回了张军的申诉，维持原裁定。此后的3年，一切都仿佛是停滞了。张军甚至打听不到，自己这案子卷宗究竟在哪一级法院搁着，在谁手里。
“前前后后，已经审了11次了。现在就是在等我死呢，反正我已经老了，人死案销。”张军坐在沙发上，挥着双手激动起来。
这几年，张军越来越关注翻案的新闻，包括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张高平叔侄案。“现在贯彻‘疑罪从无’了。”张军说。
根据疑罪从无原则，证据不足的时候，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作出无罪判决。“要是现在再判我的案子，也应该是判无罪的。”
对自己的案子，张军仍然怀抱着希望，有时又担心等不到了。他许多次回到当初工作过的政协大楼。当初他的办公室在一楼，他被带走之后，私人物品被清理了。办公室的门上一度被贴上过封条。
偶尔他从窗户外面经过，会给别人指，“这是我以前的办公室”。当初他就是在这里接待了庞家峪村的村民，一幕幕画面，都像是刻在脑子里。
可是如今，遇见以前的同事，他都不愿意跟对方打招呼。“人家知道我的事，未必愿意理我。”他说。
张军住在一个没有电梯的老居民楼，下楼出了小院儿就是街道，双向两车道的路上汽车很少。这里的住户大多都上了年纪，邻里之间多半彼此认识。早些年张军刚出事儿的时候，也有邻居在背后指指点点，说几句“不太好听的话”，觉得他是“坐过牢”的人。
小院里有一块公共用地，其中有两平方米大的一块，张军常年在上面种了蔬菜。后来，有一户邻居也想要这块地。邻居没有选择跟他“好好商量”，反而以张军坐过牢的事情为由头，人前人后地骂了起来。
“好像是想要把我臊到自己不好意思去种那块地了。”张军无奈。
天气好的时候，张军每天会下楼两次，在小区附近的公园里散步。街坊邻居三三两两聚在树底下棋聊天。他远远看着，从不往人群里去凑热闹。
张军的眼睛近些年不大好了，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他去医院做检查，得到的答复是，他的视力或许快保不住了。
“还能在坚持几年？”他问，“能有三四年吗？”
医生点头，他觉得安心了一些。他怕等到无罪判决书握在手里那天，自己却看不到上面的“无罪”两个字了。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