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最近邓先生因为儿子的一句话而变得异常郁闷——
“你知道我在学校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吗？是厕所，在那最自由，没有老师管着也没有值日生看着。”
邓先生的儿子刚上小学二年级，经过了幼小衔接的提心吊胆之后，邓先生的儿子开始寻找校园生活中的乐趣。结果他发现，自己在学校里可以自由玩耍的地方并不多。虽然学校没有明确规定课间不能离开教室，“但是楼道里总有值日生值班，谁要是追跑打闹了都会被记下来的。”邓先生说。他们这些低年级的孩子除了课间操和体育课外，不能随便到操场上去玩。
下课铃声一响孩子们涌出教室、涌入操场，上课铃声一响，满脸是汗的孩子们再迅速地坐回教室……现在，在很多大城市的小学校园里，这样的场景似乎只能出现在记忆中了。
不少学校，出于安全的考虑对学生在学校里的活动做出了种种限制。
前些年，媒体讨论“可以自由自在疯玩的春游、秋游哪去了？”后来，媒体讨论“学校体育课中的‘跳山羊’‘单双杠’哪去了？”现在，人们在媒体上讨论的是“孩子的课间哪去了”？
随着社会、学校、家长的安全意识不断增强，孩子的活动范围被挤得越来越小，甚至他们只能趁着上厕所的时候“喘口气”。
当小小的厕所成了孩子们释放天性的地方，释放的尺度就很难把握了。
不久前，北京市某著名小学就是在厕所里发生了一起孩子间的矛盾事件，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
“出现问题不能仅靠‘堵’还要‘疏’。”这是国人自大禹治水时就懂得的道理；“教育要遵从孩子身心发展的特点”，这是教育的本质规律。为了安全而限制孩子的自由游戏，这样的做法显然既不符合社会普遍常识，也有悖教育本质，但是这么做的学校绝不是少数。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学校有时候也很无奈，造成这种怪现象的原因绝不仅是学校。
老师：“真的希望孩子能长在桌椅上”
“我们曾做过一个调研，学校和老师最大的压力源是什么，结果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学生的安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耘说。
确实如王教授所做的研究，安全成为悬在每一位校长头上的一把利剑。如果哪个老师摊上一件“安全事件”必定会立刻进入“焦头烂额”的状态。
最近，北京市某小学班主任周老师就进入了这种状态。
周老师介绍，期末考试前的篮球课基本结束的时候，大部分学生排队准备下课，大壮突然发现自己的东西落在了更衣室，便回去拿，结果，摔倒了。
周老师得到消息后立刻联系大壮的家长，并带大壮去医院。还好，医生检查之后给出结论，大壮摔倒不是因为身体病变的原因，也没有受伤。
周老师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结果，第二天大壮的妈妈找到了学校，说当时跟儿子在同一房间里还有其他两名同学，她怀疑大壮可能是被同学推倒的，希望学校能够调查。再后来两天，大壮妈妈的矛头又指向了老师和学校，认为当时儿子回去取东西，应该有老师跟随保护。
“一个10岁的孩子连取东西都要老师看护，这种保护也太过分了。”周老师说。
当时正好是期末复习阶段，周老师每天白天忙着给学生复习和写各种总结，下班后还要再继续处理大壮这件事。“每天都是将近晚上9点才能到家。”周老师说，有时候就想如果孩子能时时刻刻长在课桌椅上，是不是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事情发生？
“说实话有时候家长提出的要求确实有些过分，而学校没有积极去破解这个问题，在这方面向家长的压力低头。”王耘说，最终使得这个问题变成两难状态。“根子在家长”。当然，学校在管理上也有问题，真正有作为的校长即使面对更大的压力，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来确保孩子的安全，而应该在校园安全制度的建立与预防上下功夫。
孩子当然不可能长在课桌椅上，但是可以进行“人贴人”防护。一些老师让班里的“好生”和“差生”结成对子，“好生”不仅要在这些“差生”学习出现困难时提供帮助，还要管他们的纪律。
北京市西城区二年级学生家轩这学期就承担了这样的任务。
家轩班上有一个孩子比较特殊，年纪是班里最大的，但学习很不好，自我管理能力也很差。不仅下课经常追着别的孩子打闹，就连上课也常常管不住自己，有时候会毫无缘由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开去。老师稍一不留神，这个孩子就可能“惹祸”。
老师便把管理这位“差生”的任务交给家轩。
这种没有约束力的结对本来可以很松散，不过，老师采用了两人共同计分的办法，无论哪一个违反了纪律，两个人都要扣分。
这样一来，家轩成了这位“差生”的影子。
效果是明显的。在家轩的贴身紧跟下，这名“差生”违反纪律的次数明显减少了，但是家轩却很疲惫，感觉自己在学校的生活变得非常无趣，“下课看书，也不能安静地坐一会儿，有时候上厕所都去不了”。家轩跟自己的父母抱怨。
“这是种最被动的方式，短期内可能有效，但长期来看，不利于孩子的发展，因为他总是要去释放甚至反抗。”王耘说，孩子这个年龄的天性就是活泼好动，躲是躲不过的。
成人把自己的焦虑层层下放到孩子的世界里
孩子活泼好动、冲突在所难免、孩子受到欺负、家长奋起保护……
这个过程似乎非常符合逻辑，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父母就是有这样的观念：‘我要为孩子负责’‘我要倾尽全力去护他周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边玉芳说，再加上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父母对这唯一的孩子会倾注更多的关注。
倾注过多、关注过多，则造成了焦虑。中国家长焦虑，已成人们的基本共识。
不过，当我们真的近距离观察各种校园安全事件时，就会发现，焦虑孩子的安全仅是家长所有焦虑的一个出口，有时候甚至是引发家长所有焦虑的一个爆破口。
最近李女士的生活也是焦头烂额的。
李女士的儿子小风现在上小学五年级，在班上有3个要好的朋友。两个星期前4个小伙伴在学校里闹着玩推推搡搡，结果可能动作有些大，小帆坐在了地上。
小风回家之后把这事告诉了妈妈，李女士觉得这是男孩间再正常不过的打打闹闹，便让小风主动打电话问候小帆，得知小帆并没什么大碍便没再过问。
李女士几乎把这件事忘了的时候，接到了班主任的电话。班主任告诉李女士，小帆因为心情不好，已经几天没有上学了，小帆的爸爸找到学校要求几个当事的孩子家长和学校给小帆道歉，还要做出赔偿。
李女士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学校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后得知，小帆的爸爸一直没有工作，前一段时间小帆的妈妈又刚刚被确诊为重病。
我们已经很难判断小帆郁闷的情绪是源自跟同学的冲突还是家里的不顺心。不过，小帆的爸爸一口咬定，小帆的坏情绪来自被小风他们“欺负”了。
不少心理学专家指出，孩子经常是与父母“共情”的，也就是孩子会本能地感受到父母的情绪，并与父母“共情”。成年人有自己的排解渠道，但是孩子往往缺少这样的能力，反而会成为家长负面情绪的承受者。
当成年人习惯了把自己生活中积攒下来的情绪带到了孩子的世界中时，孩子世界中本来简单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严防死守地保护后就能万无一失了吗
家长和学校把孩子的安全措施“武装到了牙齿”，孩子的成长就万无一失了吗？
程然是一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两年前程然在跟同学打闹的过程中被同学推倒在地，磕掉了一颗牙齿。程然的妈妈找到学校，最终那位跟程然打闹的同学在全班同学面前向程然道了歉。
最初，程然还觉得挺有面子，而且也真的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他了。
不过后来，程然慢慢发现，其实，同学们表面上好像还跟他有说有笑，但是一起玩游戏的时候不再找他了。
不久前，程然参加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活动中有一组拓展项目，老师让学生们自由两两组队，结果班里19个男生只有程然一个人落了单。
王耘教授他们曾在高中生中做过一个调查，询问接受调查的高中生们最需要哪方面的指导，“我们本以为高中生需求更大的会是学业方面，出人意料的是排在第一位的是人际关系的指导。”王耘说。
家长们本以为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给孩子们画出了保护圈，但其实是给出了一把双刃剑。
他们没有在孩子人际交往方面给予科学正确的指导，反而让孩子更加孤立了。“其实高中生这时候再指导已经有点晚了。应该在孩子小时候就应该告诉他们怎样跟同学、老师等各种各样的人交往，这需要家长和学校去引导。”王耘说。
曾经敞开的学校大门关上了、曾经敞开的操场关上了……当我们束缚住孩子所有的手脚，却其实是“画地为牢”。
正如边玉芳所说的那样，“家长们给孩子画的保护圈越严密，等孩子长大去面对社会走出保护圈时，就会越不知所措，越是被过度保护的孩子，抵抗力越差”。
(家长、留学生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