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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妇王秀玲家有头驴，让她又喜又忧。
那是河北省涞源县扶贫局发给贫困户的“扶贫驴”。去年12月，塔崖驿乡北铺村党支部书记王玉格通知村民“扶贫驴”到了。去领驴的路上，王秀玲心里美滋滋的。
王秀玲今年46岁，个头不高，干活利索。她一家6口人，主要靠6亩地和4头牛过活。
30头驴送到那天，运驴的卡车车身过大，无法通过入村的隧道，村民得去约1.5公里外的一处空地去领。
就连这条入村隧道，当初都是村民们流血流汗挖出来的，它结束了祖祖辈辈出山就要“翻大梁”的历史。
北铺村是涞源县23个省级深度贫困村之一，贫困人口达67％。村里人均耕地约一亩，主要种植一年一季的玉米。非农忙时节，村民就上山挖药材、砍柴、采果子。
现在，北铺村的命运正与人口第一大国消除贫困的努力紧紧联系在一起。按照国家的计划，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要全部脱贫。过去4年里，每年减贫人口都超过1000万人。2015年，人均年纯收入在2855元以下的家庭被划为贫困户，2016年扶贫标准上调为3026元。
王玉格到县里去争取扶贫资金时盘算过，当时驴的行情好，一年后驴可产驹，一头驴驹能卖5000元左右；或可将驴驹继续养着以扩大养殖规模，如此就不愁脱贫。县扶贫局批准了他的申请并拨款27万元。
用这笔拨款，北铺村从山东聊城一家养殖场买来了30头3岁的驴，个头不小，毛色发亮，不少村民围着最壮的那头驴打转。为公平起见，王玉格让村民通过抓阄来分驴，并告诉大家“扶贫驴”不能卖，“不然把卖的钱花完就又返贫了，至少养到下了小驴驹才能卖”。
早在2005年，王秀玲家就领过一头“扶贫牛”，价值3000元。一年后，“扶贫牛”生下只牛犊后就一病不起，牛犊无奶可吃。无奈，她只能把母牛和牛犊一并卖了，卖了2000元左右。
“那时还没‘精准扶贫’一说，别村的书记都去县扶贫局要牛要猪，我也去要了30头牛分给村里困难户。”王玉格回忆，后来这批“扶贫牛”都被村民卖掉了。
这次，王秀玲自觉运气不错，分到一头满意的驴。但驴不跟她走，她和家人又拖又拽。过隧道时，驴又不走了，她和村民们蒙住驴的眼睛，使出狠劲儿往前拉。走到平路，驴又狂奔起来，王秀玲在后面紧追，最后把驴牵到家已是筋疲力尽。
之后两三天，王秀玲却着急了，无论是喂青草、玉米秸，还是饲料，这头“倔驴”仍无动于衷不吃不喝。其他家的“扶贫驴”概莫如是，由于之前村里几乎无人养驴，更没养过山东来的驴，究竟怎么养，村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同村的刘英猜这驴之所以不进食，要不就是水土不服，要不就是“想家”了在闹脾气。“这畜生和人一样，应该都愿意好吃的，被哄着。”刘英灵机一动，觉得萝卜清脆多汁，应该合驴的胃口，就去集市上买了一筐萝卜。白萝卜不行，又换成红萝卜，这下驴吃得开心了，半年来吃了约3000斤红萝卜。这让刘英哭笑不得，“自己不舍得吃都得喂这畜生，得伺候祖宗似地伺候着它。”
而刘明家的驴起初一日两餐吃的是打碎的玉米秸和煮熟的玉米粒，“怕磨着它的牙”。虽然驴的进食没有问题，但刘明无心养它。仅靠家中的耕地不足以维生，他时不时去外地打散工，加上父母年迈、妻儿在外，所以在把驴领回家的一个月后，他就决定把驴卖了。
刘明卖驴那天下着大雪，王玉格从乡里开完会正往村里赶。快进村时，看到一辆车拉着一头驴往外走，再仔细一看那驴的毛色，他发现，这不就是村里买来的“扶贫驴”吗？一时间，王玉格又恼又气，不由分说地拦停了那辆车，得知这是刘明卖的驴，就打电话通知他把驴领回去，吓唬他说卖“扶贫驴”违法。
刘明原本以为“不让卖驴”只是口头上一说，不知自己竟“犯了错误”，就赶紧把卖驴的钱退了，把驴领了回去。现在，这驴正放在同村的亲戚家“寄养”。
这次“截驴”事件很快在村里传开，村民再也无人卖驴。但看着自家的驴日渐消瘦，王秀玲也犯了愁。
为了实现绿色发展，促进扶贫产业升级，涞源县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对全县域实现“封山禁牧”。见此形势，北铺村的村民把羊贱卖掉，买时七八百元甚至上千元一只的羊，只卖四五百元，近半年来村里从约6000只羊猛减至200多只。王秀玲把自家的牛和驴也都圈养了起来。
在地里种上庄稼之前，她把驴拴在自家耕地上吃草，那时驴肚子滚圆。如今，地里的玉米苗冒出头了，她只能把驴圈养在牛棚里，喂打碎的玉米秸和玉米面。王秀玲时不时割上几把青草喂它，“补充下维生素”。
被圈养后，村民们反映，驴的食欲渐减，近来一天比一天瘦，王玉格看后也觉得惋惜。现在想来，他认为发放“扶贫驴”并非是脱贫致富的最佳途径，个人养殖成不了规模且无技术指导，收效不大。他在考虑以成立专业合作社的方式，把驴集中养殖。
最新的消息是，县里已把北铺村规划为易地扶贫搬迁村，人的“出路”正在摸索中，这些“扶贫驴”何去何从，还是个未知数。
另一个新消息是，村中一些“扶贫驴”怀上驴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