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5%的青年科研人员认为工作压力过大
□66.7%的人把科研或实验之外的时间花在争取项目(申报经费)上
□76.92%的人认为“待遇不高”是制约其创新、影响创新积极性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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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端午节假期,苏小铨逆着家里人“不要加班”的意愿,一头扎进实验室,埋头写起科研项目计划书——这,似乎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对这位东北某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来说,平日里上班,大多时间都要忙着搞科研做实验,但囿于科研项目申请的压力太大,只好从节假日“偷”些时间来写“本子”。“没拿到科研项目,接下来即使想继续搞科研做实验,都没得做了。”她说。
这样的加班对苏小铨并非偶然,这种情况在科学界也非个案。在我国首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发起“青年科研人员生存发展状况调查”(以下称调查),其结果显示,54.5%的青年科研人员认为工作压力过大,已经影响工作效率和身心健康,而在所有的“压力山大”之中,科研项目和基金的竞争最让他们“喘不过气来”。
在路上的“消耗”:最大压力是“跑经费”“争项目”
根据调查结果,有46.15%的青年科研人员认为,科研工作最大的压力来源于科研项目和基金竞争,也就是所谓的“跑经费”“争项目”。不少青年科研人员正因为项目争取难、压力大才自嘲为“青稞”。
值得一提的是,青年科研人员的职称越高,其科研项目和基金竞争的压力越大。根据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交叉分析的结果,领导独立研究组的研究员、隶属某个研究组的研究员、领导独立研究组的副研究员、隶属某个研究组的副研究员以及助理研究员,他们认为科研项目和基金竞争压力最大的比例分别是:75%、60.13%、43.8%、40.71%、36.96%。
相应地,在科研或实验工作之外,青年科研人员花在“跑项目”上的时间最多。调查显示,66.7%的人把科研或实验之外的时间花在了争取项目(申报经费)上,仅有17.45%和1.97%的人选择参加学术会议和科普活动。
近些年,我国整体上的科研经费与日俱增,不过科研经费蛋糕切割到科学家个体,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头上,则往往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根据此次调查结果,只有22.14%的青年科学家认为“自己科研经费充足,可以开展费用较高的实验”,而有20.64%的受访者认为“科研经费的缺乏已经严重影响其开展创新实验”。
相应地,在“跑经费”“争项目”的过程中,有关科研经费分配和管理带来的种种问题受到诸多诟病:“科学家不是在写单子、争项目,就是在跑关系、争项目的路上”“科技界项目申报、课题汇报、成果评奖等名目繁多,导致科研人员的工作消耗在各类评审活动中”,等等。甚至一度有人呼吁:把时间还给科学家!
在这次调查中,就有青年科研人员提出“管理制度要‘松绑’”的建议和希望:“简化报销手续,简化科研管理流程,减少无效的各种报表、文件”“允许项目雇佣秘书,减少行政财务等负担占用科研时间”,等等。
“至于分配制度,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让科研人员获得更多稳定的支持。”一位物理领域的青年科研人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说,“跑经费”“争项目”耗时太多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竞争性经费太多,而稳定性、持续性的支持太少。
一般来说,在基础研究领域,国际上稳定性与竞争性经费配置的比例一般为“七三开”甚至“八二开”,而我国科研经费采取以竞争性为主的分配方式,其比例明显偏高。
这位青年科研人员说,这两三年尽管有关科研经费分配和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动作不少,不过真正“落地”一线科研机构似乎还需要一段时间,目前他尚未感到科研经费分配和管理“和以前有什么明显不同”。
束缚创新的“柴米油盐”:月薪八千的何止复旦教授
“应发一万五,到手八千元”,最近复旦大学一位教授晒出的工资条引发热议,也再次将高校、科研院所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工资待遇问题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次调查中,就有青年科研人员主动提及“工资待遇”的问题:工作强度与收入不成比例,工资绩效发放的百分比太低,很难支付正常的科研所需。月薪8000元的何止复旦教授?
苏小铨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副研究员,她每个月平均工资不到一万元,一般到手也就9000元左右。不少“青稞”建议提高工资待遇,目前,产业界的待遇水平往往是科研院所的3~4倍。
这些关乎“柴米油盐”的工资待遇问题,如今已经成了制约青年科研人员科技创新的最大“拦路虎”——
此次调查显示,“科研人员待遇不高”是制约青年科研工作者创新、影响创新积极性的主要因素,有76.92%的青年科研人员支持了这一观点。针对现阶段的工资收入,仅有13.23%的受访者表示满意,不满意的占了46.81%。
今年全国两会接近尾声之际,微信朋友圈流传一篇阅读量突破10万+的文章《一枚中科院科研人员的自白:我为什么选择离开》,文章讲述一位北大博士,毕业后到科研院所工作,后因买房、子女入学等现实问题无奈选择离开北京。
在这次调查中有人提到,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目前所面临的学术、生活压力太大,经常让人喘不过气来。应有相关激励政策,为其解决住房、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否则难以静心专注科研。
这位提建议的科研人员说:“科学研究本是一种对未知的探索,应当是包容,允许失败的,如果科学界沦为和企业界一样,强求科学家必须作出成绩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话,科学工作者很可能不得不作出一些创新性缺乏但成功很有保障的东西,这将严重制约科学家的创新。”
董梁是一位研究材料的研究员,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尽管不少人员之所以从事科研是因为兴趣和为祖国争光,不过,“买不起房”这样的现实问题有时很容易致使其科研轨迹乃至职业轨迹发生变化。
他说,国内不少科研工作者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而且往往是“村里学习最好的优秀人才”,然而,当这些人“荣归故里”时却发现自己是“挣得最少的那一个”,不仅挫伤他个人的自信心,也有失知识群体的颜面。
长在大环境的“青稞”:浮躁风气致不能专心科研
此次调查中,有一个结果显得颇为有趣:针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有六成以上(65.95%)的青年科研人员自认为比较满意,但是,面对相应的“工作成果”,却有一半以上(53%)的青年科研人员表示“一般”甚至是“不满意”。
相应地,面对所在研究领域的科研现状,以及我国总体科研现状,则是有63.51%和68.67%的青年科研人员表示“一般”甚至是“不满意”。
苏小铨说,这组数据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当前国内科研体制和环境出了“大问题”。她举了一个例子:不少科研人员都知道要“啃硬骨头”,做一些能突破国际难题的科学研究,但这样的工作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才能有所进展。然而大环境追求的是“短平快”,在这种不良风气下,短时间内拿不出好成果,很可能就是“自掘坟墓”——不被认可,也很难获得更进一步的科研支持,也就失去了做科研的“资本”。
事实上,对于任何一名科研人员来说,从开始投身科研工作起,到做出科研成果,并最终影响所在研究领域乃至整个国家总体的科研情况,似乎都很难离开微观层面“自身的学历和工作经验”“自身的科研天赋和水平”,中观层面“同研究组中学生或研究人员的能力”“课题组的机遇和硬件条件”“所在研究机构内部的政策或制度”,以及宏观层面 “国内的大背景下科研政策或制度”等因素。
根据此次调查显示,青年科研人员认为最影响其职业发展因素的,则是最为宏观的“国内的大背景下科研政策或制度”,有72.98%的受访者支持了这一观点,位居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则是“所在研究机构内部的政策或制度”和“课题组的机遇和硬件条件”,分别有68.29%和59.57%的人支持。
提及学术氛围,学术环境,指挥棒的问题似乎难辞其咎。此次调查显示,有50.75%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科研成果评价标准不合理”制约了他们的创新发展,而对于现阶段的学术评价体系,不满意的人占到43.16%。对于他们所在研究机构的职称评审制度的满意度,也仅有21.2%,认为“不太满意”或“完全不满意”的青年科研人员达到39.12%,与持“一般”态度的人数比例39.68%相当。
在这次调查中,就有青年科研人员建议,希望给予更为宽松的评价周期,比如针对科研成果可以尝试每两年一次考评,而非当前的每年一次考评。这位科研人员说,“希望在不那么急功近利和浮躁的环境下,让我踏实地用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来研究一个问题”。
但就当下来看,青年科研人员想要实现这一点,还要回答几个问题——
“如果要想十年磨一剑,有没有可能会被不停来袭的论文考核‘打断’?”
“如果屠呦呦老先生当年忙于发表论文,还能有今天的成绩吗?”
“我认为,她很可能无法专注科研工作本身,并持续纵深。毕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苏小铨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苏小铨、董梁为化名)
本报北京5月30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邱晨辉 实习生 蔡宁宁 苏琬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