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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家关于农村的一系列政策，在基层的实践状况究竟如何？在政策着陆的“最后一公里”，发生了什么事？遇到哪些切实的困难？
为此，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了一位在中国西部农村工作了3年的实践者——赵安之。作为兰州大学管理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硕士，在学业有成之际，赵安之选择投身乡村，先后担任中共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城关镇五里沟村、祁川村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城关镇团委书记等职务，现挂职甘肃省兰石集团工会办公室副主任。去年，他写作的《祁村奋斗》一书出版，真实记录了一名大学生村干部参与基层实践的经历。
乡村问题要倾听实践者的声音
中国青年报：您为什么会考虑大学毕业后进入基层农村工作？写《祁村奋斗》这本书的契机是什么？
赵安之：我国的农村问题一直存在。我在学生时代学的也是法律和农业相关专业，对扶贫开发和乡村治理一直有着自己的想法，就想去试试。
通过在农村基层3年的实践，我更深刻地认识了我国农村现阶段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难题，包括一些被误解和被忽略的情况。我想让更多人了解这些，也为一些基层工作者提供借鉴和参考。而且基层工作者很难有人代言，当我回到学术界，我便决定，要以基层工作者的视野，来做这样一件事。
中国青年报：一开始接触基层农村，对比您之前在高校的理论学习，有没有感到反差？
赵安之：反差是存在的。在学校接触的是书本中的理论知识，而在基层实践中会发现，有很多新的问题。很多政策在基层落实的过程中存在着技术难题，而这种技术难题只有实践者才能体会到，也是学术界很少关注的。有的人将政策着陆的“最后一公里”没能落实到位全都归咎于基层干部的能力、道德素质等，我认为是不公平的。政策在基层落实中确有难题，我们应该倾听实践者的声音。
中国青年报：有具体的例子吗？
赵安之：比如农业补贴，政策初衷是为了鼓励农户种粮，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补贴方法是自上而下，从中央拨款到各省、各县，再以“一折通”的形式直接拨到农户手里。但我们在落实过程中发现，最初土地分给了每家每户，但后来很多散户已经外出打工、不再耕种，将土地租给其他经营主体。这部分流转经营主体不仅拿不到国家的补贴，还承担着昂贵的地租。那么，如何合法地让这些散户把已经到手的钱再拿出来，真正落实到流转经营户手里？几乎没办法。一个流转经营户可能同时承租了几家甚至上千家的耕地，而且数据具有流动性，数据采集成本、监督成本都非常高，这个工作是非常难的。
基层数据不完备、不公开的情况严重
中国青年报：在书中，您特别提到了基层数据资料的不完备，这对您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赵安之：农村基层数据资料不完备的情况太严重了。我任祁川村村支书那段时间发现，不少数据都是空缺。我曾尝试去上级相关部门查找，却被拒绝。后来我只能自己查找官方已公开的数据，计算推算出相关指标，或通过开展调查，来估量个大概。
以拆迁安置补偿政策为例，拆迁安置补偿是要按人口来分配。那么一个村到底有多少人？我们没有准确的数据。很多人会纳闷，一个村有多少只羊可以数不清，但有多少人口怎么会不清楚？目前计生委、公安局、乡政府等各机构、各系统收录的统计数据都是有出入的。比如，一些户曾挂过亲戚的户口；有的人结婚、离婚不领证，认为民间认可就行，导致娶进来的媳妇户口不在当地；有的政策外生育的孩子也不会去登记户口……村干部对实际人口可能有一个大概的掌握，但也会存在出入。
中国青年报：您对基层农村构建完整的数据资料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赵安之：希望在政府信息公开上，能够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哪些数据必须公开，让政务工作有法可依。在社区，提倡居民建立一种习惯，一种信息公开、透明、阳光的习惯，而不是光靠政策。比如，通过建立网站或宣传栏张贴等形式，每年定期公开村级财务状况，及时公开、及时统计，让数据说话，来直观评判干部的政绩。我曾在村里要求制作一个黑板，用来按时公示财务状况，但后来只有黑板，没有内容。说到底，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村民支持，只能是倡导者在自说自话。
精准扶贫，难在贫困户的识别
中国青年报：当年您初到祁川村时，贫困状况是怎样的？
赵安之：祁川村位于甘肃省镇原县城关镇，距县城9公里。当时辖区内有农户548户，人口2348人，其中贫困户437户，贫困人口1845人，贫困面达79%，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道路、电网、水利建设等，都非常落后。
中国青年报：对此，您作出了哪些努力？
赵安之：短期的、明显的变化，体现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如道路建设、电网改造、水利建设、学校修缮等。但我更看重的是，观念、制度层面上长期的改变。如经济上，我建立了村民互帮互助组织，通过互助资金协会为村民提供小额贷款金融服务；行政上，我创立了村级人大，由各村小组选举代表，进一步组建村级人大，并配以制度设计。让“民主”有落地的土壤，进入百姓生活中。
中国青年报：您在落实扶贫政策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
赵安之：我们的扶贫工作经历了由“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过程，已经到了攻坚拔寨的阶段。但在精准到户时遇到了问题，就是贫困户的识别，难度太大。
最初我们采用定量的办法，即根据严格的公式计算人均纯收入，再进行倒排序。公式中包括受教育程度、劳务输出、占有耕地等诸多项，通过各项加权核算出最终数据。实践中，我们按照流程算出了548户的数据，倒排序后发现结果并不令人满意，甚至很难让人信服。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赵安之：首先，收集数据时，很多项的数据农民不知道如何去核算、什么该算什么不该算。其次，很多数据我们无从核对，主要靠村民自主报填。我们曾遇到过这种情况，家里有车、有房、有产业、有公职人员的“四有户”也在贫困户之内，后来我们从车管系统、房管系统、工商系统等查底，将这部分人全部清理出去，并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将结果进行公示。
中国青年报：之后你们是如何识别贫困户的？
赵安之：定量结果不尽如人意，只能靠村干部定性地对村民进行了解，这样可信度更高一些。当然，缺少了“量尺”型工具的辅助，随意性很大，结果还是受到不少农户的质疑。
大学生村干部应有明确化、制度化的上升通道
中国青年报：您主要从经济和法治方面来为乡村治理出力，做了非常多的尝试和突破。那么，刚从学府走出来的大学生们，他们都做得怎么样？
赵安之：近些年到基层去锻炼的年轻人还是比较多的，他们有各种知识结构、专业背景，这为农村社会注入了很多新鲜力量，也作出了一些成绩。比如，有年轻人擅长创业，带头做企业；有的利用互联网资源，致力于做电商；还有的会制作VCR、写小说，通过宣传让外界看到中国农村。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大学生村官这个群体的整体状况和发展前景怎么样？
赵安之：我认为选择做大学生村官的机会成本还是很高的。“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上得来”，现在“下得去”的通道打开了，但一定能“上得来”吗？我认为应有一个明确化、制度化的通道，让我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是可以上来的。当然，如果只带着一颗学术之心，去成长、去观察，也是非常值得的。但若期盼因此而圆政治理想，通道还不够畅通。
中国青年报：结合您3年的村支书工作，从基层干部群体出发，您有什么想说的？
赵安之：基层是政策执行的末端，在实践中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这部分群体，多给他们发声的机会，同时给他们施展的空间，并允许一定的试错机会。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杜园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