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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这家以出租汽车司机为主要客源的快餐店，已经开了18年。
门头的招牌就叫“肖娘司机快餐”。“肖娘”是宁波话中年轻姑娘的意思，1999年这家店开张时，祖籍宁波的老板娘李培红才30岁出头，而现在她新染的头发发根已经冒出了点点银色。
在国营工厂倒闭潮中下岗的李培红，做过超市收银员，干过鞋店售货员，最后和同样下岗开了3年出租车的丈夫一合计，在他所在的出租车公司附近盘下了一间店，干起了老本行——下岗之前她是单位食堂的掌勺，使用铁锹似的铲子，在直径1米的锅里炒大锅饭。
出租司机吃饭时间不规律，快餐店门口一天到晚停满了出租车。一到饭点，红黄蓝绿的汽车更是排成长排，排到十字路口红绿灯处，一拐弯，又是两长排，足足五六十辆。有的车灯还亮着，吃饱喝足的主人正把两条腿架在方向盘上小憩。
进店的出租车司机分三类：一类是眼皮也不抬、招呼也不打，径直奔向厕所的；一类是一手擦着汗，一手指指门外马路上的电子眼，急吼吼问“拍不拍？拍不拍”的，等老板娘摆摆手，他们才放心下来擦擦汗、喝口水；最后一类才是瞟一眼菜单，马上点菜的。
10多年前，这家快餐店门前就竖起了“出租车就餐停泊位”的指示牌。2006年，为了解决出租司机停车就餐、如厕的问题，上海设置了33个出租车就餐停泊点，供司机免费停车休息。“我们这儿就是最早的一批！我们这里司机流量大！”说起来李培红语带得意。
11年过后，停泊点的数量增加到了46处，随之增加的却还有电子眼。就餐免费停泊位，仅在11：30~13：30和19：30~21：30两个时间段以及几个停车位有效。赶上饭点停车位不够，错开饭点停车时段不允许，电子眼一拍照，罚款便是司机小半天收入。于是到这儿吃饭的顾客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每天有几百号司机在这里吃饭。“多的时候有800人！少的时候也有500人！”一位刚吃完饭的司机大声嚷嚷着。李培红听到摇摇头，“那是生意最好的时候了。”
来这里吃饭的司机，大多是常客。张建平是和李培红夫妇在同一波下岗潮中失的业，在家赋闲了一年，不忍看妻子受累，咬咬牙买了辆出租车。他开车途中常拐到这家快餐店，顺便下来吃个饭，没想到一吃就是18年。
开业之初，快餐店附近有五六家出租车公司，规定司机每天要到公司打卡。地理优势给它带来了大量的顾客。之后打卡制度取消，出租车公司要么倒闭，要么合并，要么搬到郊区，司机们却把在这儿吃饭当成了习惯，只要开到附近，就绕道吃顿饭。
靠着这些熟客，和上海逐年增长的出租车数量，“肖娘司机快餐”的生意渐渐红火，在2006年上海市确立就餐点后达到了顶峰。李培红和司机们一来二去也成了朋友。“也有好多司机他们认得我，我不认得他的！好几回我出门坐出租车，司机师傅就把我认出来了。”
店里特意为司机安了饮水器，修了新厕所，墙上装了大屏幕电视——李培红的丈夫做过出租车司机，她说：“我知道司机师傅们的辛苦！”
出租车司机也把这里当成了根据地，每天吃饭一看，“嘿！你今天也这会儿来吃饭呀”，三四个人凑到一桌，谈天说地。
这儿也是打车软件“地推”的根据地。2015年滴滴打车在上海推广，每到饭点，四五个地推人员就扛着箱小礼品，搬张小板凳，在餐馆门口一坐，瞅见哪位司机吃完了饭，就送上小礼品，拉着他下载打车软件。
然而地推的效果并不理想。张建平甚至埋怨滴滴打车坏了他的生意。“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再干一年就退休了，哪里还学得会用这个呀？我们这个破手机，每次抢单也抢不过别人，大单子都被抢走了，剩下的只有小生意，我干脆不用了。”而像他这样的司机，在这里占了大多数。
“你看看我们这里，都是老司机，哪里有年轻司机？”李培红指指店里，坐着的全是50后、60后，“司机一批批退休啦，我们的客人也就越来越少。”
除此之外，店里的生意又受到了两次打击。一是去年门口装上的电子眼，让停车的司机如履薄冰，生意跌了一大截；二是今年兴起的共享单车。
“3公里以内，现在的年轻人都骑共享单车了，谁还会打车啊？生意差多了，很多司机干脆就不做了。”说这话的司机黄涛还有5年退休，可他掰着指头为那一天已经准备了很久，甚至从“大众”出租车公司跳槽到更小众的“法兰红”公司，尽管后者的份子钱高了不少。“我和‘大众’第一次合同到期，他们就非要我把车买断，这样就没有退休金了呀。我们在哪里干不是干呀！”
熬到退休，他才会告别一到假期就加班的生涯。
“肖娘司机快餐”也不放假，“司机不放假，我们也不放假。除了春节这一天，没办法，厨师们都要回家过年的呀。”虽然老板娘也知道，就算春节这天照常营业，“肯定也有很多司机来吃饭”。
